第二章 凱波爾論普遍恩典
現在讓我們來解析凱波爾的巨著。遺憾的是，我們不能從加爾文開始（請參考Herman Kuiper博士所寫的博士論文《加爾文論普遍恩典》，1928）。 我們甚至也無法討論巴文克（Herman Bavinck）博士所寫《普遍恩典》的小冊子，只能偶爾在一兩處提及。巴文克早期曾發表一場演說，題目是〈基督教與教會的大公性》（1888年出版），他為了加強自己在那篇演說中所提出的觀點，而寫下了這本小冊子（1894年出版）。在那篇較早的講章中，巴文克公開宣稱：真正體現了基督教會大公性的，是更正教，而不是羅馬天主教。與此一致的是，巴文克在《普遍恩典》一書中說：「藉由普遍恩典的教義，改革宗（神學家）一方面保持了基督教的獨特性和絕對性，另一方面，也極力推崇上帝所賜給罪人的一切美善之事。如此，他們不僅堅持了罪的嚴重性，同時也主張天然人的權利。而且這樣一來，他們就獲得保護，免於受到伯拉糾派和敬虔主義的影響。」(p.29)
凱波爾的著作也有類似的目的。正因為他急欲強調基督教真理的大公性，促使他和巴文克提出了這個普遍恩典的教義。首先，我們將努力找尋凱波爾有關普遍恩典教義的一般特徵。此處我們遇到一個困難，就是他的看法似乎也一直在調整。在他名為 De Gemeene Gratie 的三卷巨著的第一卷中，他企圖用較消極的詞彙來界定普遍恩典的定義；但在第二卷中，用詞就比較積極了。在第一卷中，他說到普遍恩典的本質，就是上帝對罪在歷史中的發展，有特定的抑制；在第二卷中，他說到普遍恩典的本質，乃是「罪人藉著上帝所賜與的恩賜，在歷史中能夠取得某些積極的成就」。
看來凱波爾關於普遍恩典的觀念是逐漸發展的，既包括了積極的方面，也包括了消極的方面。我們將依次查考這兩方面，盡可能把它們歸納成一個完整的觀念。凱波爾認為，對罪的毀滅性過程加以抑制，乃是普遍恩典教義的精髓。他清楚指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一樣，都是以罪人的全然敗壞這教義為前提。
人從一出世，就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補充道：「人在死亡之後，就是肉體的腐化過程。但真正受到抑制的，乃是人心的腐化過程，這抑制是部分而非全部的。為什麼不全部加以抑制呢？這是為了使罪的破壞性的可怕結果得以顯明出來，同時也是為了使神原本創造的豐富與美好，以及祂在罪人身上所顯明的重建大能，可以得著稱讚。」（De Gemeene Gratie, Leiden, 1902, I, p. 243）。他稍後指出，整個普遍恩典的教義乃是以人的全然面敗壞這個事實為前提的（I,p.248）。
不管是普遍恩典還是特殊恩典，都是以人的全然敗壞為前提。二者之間的不同，是從它們在完全敗壞的人身上所造成的不同果效顯示出來的。凱波爾說，重生是神賜給人的特殊恩典，把罪的癌症連根拔除。
特殊恩典在原來被罪所盤踞的地方，賜下永生的大能。「但普遍恩典所作的並不是這一類的工作。它是抑制，而不是撲滅。它是馴服，而不是改變本質。它用皮帶束縛人的罪性，因此一旦這個限制被挪開，罪惡又會捲土重來。它修剪亂長的枝條，但並不醫治根本。它任憑人自我的內在衝動仍然傾向邪惡，只是阻止邪惡完全爆發出來。因此，普遍恩典是一種限制性的、攔阻性的、抑制性的力量，是一種剎車裝置。」p.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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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泰爾在這本書中論到普遍恩典與福音的關聯性。他提出了基督教的歷史觀，檢視凱波爾（Abraham Kuyper）、豪克摩（Herman Hoeksema）及其他人對普遍恩典的辯論。
作者介紹
范泰爾（原名 Kornelis van Til）1895-1987
出生於荷蘭格魯特加斯特（Grootegast），是伊特·范泰爾（Ite van Til）和克拉西娜·范德芬（Klasina van der Veen）夫婦的第六個兒子。他的父親是一名奶農。十歲時，他跟隨家人搬到了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海蘭（Highland）。他是家族中第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1914 年，他進入加爾文預備學校（Calvin Preparatory School）就讀，後來畢業於加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並在加爾文神學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學習了一年，當時他的老師是著名的路易士·柏克富（Louis Berkhof）。不過，他後來轉學到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最終獲得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博士學位。
范泰爾曾在普林斯頓神學院任教，但後來加入了一批保守派學者，一同創立了西敏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他在那裡任教長達 43 年，主要教授護教學和系統神學，直到 1972 年退休，之後仍偶爾授課，直到 1979 年才完全停止。他從 1930 年代起便是正統長老教會（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並一直擔任這個職分，直到 1987 年去世。
在正統長老教會內，范泰爾曾與戈登·克拉克（Gordon Clark）爆發激烈爭論，這場爭議被稱為「克拉克—范泰爾之爭」（Clark-Van Til Controversy），焦點圍繞著「上帝的不可知性」（God’s incomprehensibility）。據約翰·弗瑞姆（John Frame）所說，這場爭論中，兩人都沒有發揮最佳水平，也都沒有真正理解對方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