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撒母耳．盧瑟福傳記

一個人的公共生涯往往會帶出他那個時代的鮮明印記。若所處時期平和無虞，沒有黨派爭鬥與宗教衝突，那麼一切進程便顯得安穩順遂，民心亦得以安歇，不為政治紛爭所擾。此時人們得以專心於有益的技能，文學與學問都興盛，科學與藝術在各領域迅速發展。這樣的時代，文明社會中的人們無不嚮往。然而，當後世回顧這樣國家太平的歷史時段，或在史冊中翻閱相關篇章時，卻往往是平淡乏味，因為當中無驚心動魄之事，人物記載也僅止於「生、死、葬」的簡略記錄。相反地，若生逢動盪不安、內戰頻仍、或信仰受迫害的時代，則局勢破碎，人心震動，各人不得不選邊而立；於是人的品格得以在光照之下彰顯，膽怯懦弱者退避，堅毅勇者挺身而出，在激烈風波中嶄露無遺。

在歷史長河中，無論古今，始終存在兩大對立原則的爭戰——錯謬與真理之戰。錯謬藉由暴力與壓制，試圖將道德世界中的美德徹底根除；而真理則以高貴的勇氣與堅定的信仰，面對無知與逼迫，持守其純潔原則。四千多年來，她用真理與迷信、偶像崇拜、與傲慢，她奮戰不懈；她所使用的武器是公義，而敵人則偏好以刀劍代替論述。在各個時代，錯謬的一方總為多數，真理的跟隨者屢屢寡少，然而即便是在火刑柱或絞刑臺之上，真理仍最終得勝。直到那日，火刑柱的柴薪將燃燒得更加猛烈，斷頭臺將染上更多殉道者的鮮血，世人方能真正承認真理教義。

回顧蘇格蘭民間與教會的歷史，我們看見了一場壯烈的爭戰：羅馬教廷與改革宗信仰之間的對抗——正與邪之殊死搏鬥。我們目睹真理以巨大的力量擊碎那長久束縛民智的枷鎖。隨後，在十七世紀下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長老會（Presbytery）與主教制（Episcopacy）之間再度展開激烈角力。一方挾持偏見與敵意，踐踏人民的宗教自由，企圖重新將他們置於羅馬教廷的鐵腕統治下；而另一方則以屬靈的勇氣與堅定，甘願冒逼迫與暴政的風險，為真實宗教的伸張而奮鬥。自從蘇格蘭首位殉道者漢米爾頓（Patrick Hamilton 1528．馬丁路德的追隨者），已有許多高貴的靈魂，為真理犧牲，並因而得以進入真正的自由。

「他們原本隱名度日，直至苦難將他們拋入眾目，又將他們催逼，直登天庭。」

撒母耳．盧瑟福於西元一六〇〇年出生於蘇格蘭羅克斯堡郡（Roxburghshire）尼斯貝特（Nisbet）教區。關於他父母的社會地位，歷史記錄並不詳盡。有學者如瑞德（Reid）記載，他出身於「受人尊敬的家庭」；而伍德羅（Wodrow）則稱其來自「貧寒卻正直的家庭」。無論如何，推測其父極可能從事農業工作，而且必定在社會上具有一定地位，否則難以供應盧瑟福接受當時優異的教育。盧瑟福自幼展現早熟的才華，因此父母立志將他培養為福音的僕人。

一六一七年，他被送往愛丁堡大學就讀，並在四年後順利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及至一六二三年，在經過與三位競爭者的激烈角逐後，他被選為該校人文學科的導師（Regent）。當時同儕對其才學與德行極為推崇。記載指出：「諸位導師皆因親知盧瑟福先生的卓越才智與高尚品格，而向審查官一致推薦，審查官遂宣布他為人文學教授的繼任者。」然而，他僅擔任導師約兩年，即辭職專心研讀神學，師從著名的拉姆齊（Andrew Ramsay）牧師。

當時的蘇格蘭教會幾乎完全受主教制（Episcopacy）所統治。自從詹姆斯六世兼任英格蘭王位以來，他全力推動主教制在蘇格蘭的建立，不順從教會新命令的改革宗信徒遭受殘酷逼迫：有的被囚禁、財產被沒收，有的被驅逐出境，亦有不幸者慘遭處決。當詹姆斯於一六二五年去世後，其子查理一世（Charles I）繼位，人民一度寄望新王能聽取冤屈、伸張正義；然而史蒂文森（Stevenson）評論說：「父王的狂妄撒下了兒子苦難的種子，而兒子則忠實地步其後塵。」詹姆斯對王權至上的執著，深深植入查理心中；後者不僅繼承了這一思想，且將其推向更為極端的專制，最終導致國內局勢動盪，並招致自身悲慘的命運。

一六二七年，盧瑟福獲取傳道資格，並藉由約翰．戈登（John Gordon of Kenmure，後封為肯摩爾子爵）的推薦，蒙召至柯克庫布萊郡（Kirkcudbright）安沃斯（Anwoth）教區牧會。有確鑿證據顯示，他並未經由主教按立，而是以非主教制方式就職。他自年少即堅信長老制，極度厭惡主教制，不願屈服於主教的權柄。據史蒂文森記載：「直至一六二八年初，少數誠實的傳道人仍能在未遵循主教規範下蒙召，而盧瑟福應屬此列。」其他史料亦佐證此說。在安沃斯任內，他以極大勤勉履行聖職，不僅牧養本區信徒，也吸引鄰近教區眾人前來聆聽。他每日清晨三時即起，全心投入靈修與牧會事工。據李文斯頓（Livingston）描述：「他成為當地眾信徒堅固信仰的重要支柱，這些信徒大多為約翰．威爾許（John Welsh）牧師過往牧養的果實。」

一六三〇年，盧瑟福經歷重大打擊——結婚不到五年之妻，歷經十三個月長期病痛後離世。此事使他悲痛萬分，且在多年後仍於書信中頻頻流露哀思。此後不久，他自己也罹患重病，與病榻纏綿三個月之久，體力大為衰弱，許久後方能再度恢復事奉。

他的摯友、贊助者肯摩爾子爵，於一六三四年八月染病，於翌月病逝。盧瑟福陪伴其至生命終末，並為此深感哀慟。肯摩爾子爵為一位品格高尚且敬虔的貴族，與盧瑟福之間有著深厚的屬靈情誼。盧瑟福後來寫給肯摩爾夫人的多封書信，成為他著名《書信集》（Letters）的一部分。

就在此時，亞米念主義（Arminianism）的異端教義在蘇格蘭主教派中迅速蔓延。坎特伯里大主教勞德（Laud）公開擁護此教義，而蘇格蘭不少主教亦群起響應，以羅斯主教麥斯威爾（Maxwell）為首。當時唯有持此異端立場者，方能在教會中謀得晉升之路。盧瑟福深感此等危害極為嚴重，因而傾力撰述，堅決駁斥亞米念主義。於是，一六三六年，他發表了學術性極高的著作《恩典護教學》（Exercitationes Apologeticæ pro Divina Gratia），獻給摯友肯摩爾子爵。此書雖於肯摩爾去世後十八個月方始出版，卻立刻引起政教當局的不滿。盧瑟福被傳喚至由加洛韋主教席德瑟夫（Thomas Sydserff）主持的高等審判庭接受審問。該庭於一六三六年六月在威格頓（Wigton）召開，判決將盧瑟福革除牧職。席德瑟夫對盧瑟福懷有深仇大恨，不以此為足，又在翌月將其再度傳召至愛丁堡的高等審判庭，追加指控。

盧瑟福被控「違抗規條、不遵守伯斯條例（Perth Articles）、撰寫有損蘇格蘭教會聲譽的書籍」，但實際上，他所著之辯護論文直斷亞米念主義的筋骨，重創主教派神職人員，因而招致激烈仇視。庭上並羅織諸多虛假、輕浮、荒謬的指控，但盧瑟福堅守無辜，悉數駁斥。儘管包括羅恩勳爵（Lord Lorn，肯摩爾夫人之兄）等人極力為其申辯，席德瑟夫仍揚言，若不同意他之要求，必上奏國王。歷經三日審理後，盧瑟福遭判撤銷牧職，禁令其於蘇格蘭任何地區講道，否則以叛逆罪論處；並勒令於一六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前遷往亞伯丁（Aberdeen）軟禁，待王命釋放。盧瑟福順服此判決，並未因此喪志。反而在一封書信中喜樂地說：「我乃前往我王的宮殿——亞伯丁；無論言語、筆墨或聰慧皆難以形容我此刻的喜悅。」在亞伯丁被拘禁期間，他撰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書信集》，至今仍廣受愛戴，幾乎成為蘇格蘭鄉間家庭書架上必備之寶。當時亞伯丁城由主教制與亞米念主義牢牢掌控，學界多附和勞德的教義，對長老宗充滿敵意，因此將盧瑟福視為異類。他自述：「起初，當地人以為我是怪人，認為我的立場並不正當。」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的無辜與所持之真理漸為人知，其聲望與日俱增，使當地學者大為恐懼，甚至盼望將他驅逐出境。有多位學者與他辯論，尤以巴倫博士（Dr. Barron）爭論最頻繁，針對禮儀問題及亞米念異端激烈交鋒。盧瑟福自己記載：「我在此與諸博士爭論（尤其與巴倫博士），但感謝神，真理未受損害，我信仰的聲譽亦未蒙羞。」

此時，蘇格蘭國內局勢日益混亂。查理一世（Charles I）早有意圖，欲將英格蘭教會的禮拜冊（Book of Common Prayer）與教規（Canons）強行推行於蘇格蘭的長老宗會眾之中。於是，一六三六年四月，他命令坎特伯里大主教勞德（Laud）、賈克森主教（Juxon）及倫主教（Wren）特別編訂一套專供蘇格蘭使用的新禮拜手冊。此書幾乎完全模仿英格蘭使用的版本，僅作少許改動；而這些改動處，多半更近似於羅馬天主教彌撒禮文。至一六三七年，國王正式發布公告，勒令全國嚴格遵守此新式禮拜。並指定某日於愛丁堡率先實施，期望由此推展至全國。然而，人民聞訊後，義憤填膺。面對此等暴政對宗教自由的踐踏，他們毅然挺身反抗，展現出堅定而果敢的抗爭精神。查理最終不得不認清，他過於緊繃的統治方式激起了廣泛而深遠的抵抗。蘇格蘭人民堅決要求，必須恢復自由且純正的長老宗敬拜體制，不容妥協。隨後，一連串重大事件展開，導致必須重新締結國民盟約（National Covenant）的，以及廢除在蘇格蘭的主教制度。在這場風暴之中，盧瑟福冒險離開亞伯丁的禁地，於一六三八年二月左右返回安沃斯，結束了長達一年半的流亡生活。然而，他在安沃斯牧養羊群的時間並不長。當年稍後，他便投身於推動盟約改革事工。

盧瑟福受柯克庫布萊教區（Presbytery of Kirkcudbright）推派為會議代表，出席1638年11月21日在格拉斯哥召開、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總會。會中，他須為過去遭高等審判庭控告之事作出辯解。經過審議，大會裁定無罪，不僅恢復其聖職，且與其他同受難的同道，一同正式成為大會的成員。會後不久，格拉斯哥市民提出申請，盼望盧瑟福能調任當地事奉；同時，聖安德烈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亦發出邀請，希望聘任他為新學院（New College）神學教授。大會最終裁定，由聖安德烈大學延聘盧瑟福，因其學問與才幹堪當此重任。盧瑟福本人對離開安沃斯極為不捨。他呈上請願書，陳述自己「體弱多病，且才智不足以勝任」；同時，來自加洛韋地區的信徒也多次為他求情，懇求留下。然而，眾議決定維持任命。於是一六三九年十月，他離開深愛的安沃斯，前往新職地點，成為聖安德烈大學教區牧師羅伯特．布萊爾（Robert Blair）的同工。

一六四三年，撒母耳．盧瑟福被選派為蘇格蘭代表，赴倫敦參與著名的西敏大會（Westminster Assembly）。與他同為代表的，還有亞歷山大·韓德森（Alexander Henderson）、羅伯特·貝里（Robert Baillie）、喬治·吉勒斯比（George Gillespie）、與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等牧師，以及卡西利斯伯爵（Earl of Cassilis）、梅特蘭勳爵（Lord Maitland，後為勞德代爾公爵）與瓦里斯頓爵士（Sir Archibald Johnston of Warriston）等長老代表。

在此歷史性的會議中，盧瑟福積極參與各項討論，並著有數本論辯性與實踐性的作品。此期間，他撰寫了名作《律法與王權》（Lex, Rex），以駁斥前羅斯主教、已遭革除聖職的麥斯威爾（John Maxwell）所著之《神聖君權》（Sacro-Sancta Regum Majestas）。麥斯威爾在書中主張，君權直接來自上帝，且臣民應對君王之意志絕對順服，不得抗辯。盧瑟福在《律法與王權》中，縝密而有力地反駁了麥斯威爾的荒謬論調，縱然今日讀來，其中某些論述或被視為帶有民主色彩，然當時此書無疑展現了對聖經、古典著作及教父學問的廣博認識。該書一經問世，旋即引發轟動。主教葛思禮（Bishop Guthrie）記載：「當時每位西敏大會成員手中皆持有盧瑟福新出版的《律法與王權》，眾人敬若圭臬；甚至布坎南（Buchanan）著作《蘇格蘭王權論》（De Jure Regni apud Scotos）的地位亦因此被取代。」

盧瑟福因健康日益惡化，曾向大會申請返國，惟會議因極需其協助，直到一六四七年才批准他返回蘇格蘭。歸國後，他重返聖安德烈大學，繼續教學與牧會。同年十二月，他接替年邁辭職的侯伊博士（Dr. Howie），擔任新學院院長（Principal of New College）。一六五一年，又被推選為聖安德烈大學校長（Rector），至此躋身蘇格蘭教會牧職與學術界之最高峰。盧瑟福的學問與神學聲譽，不僅在國內，亦遠播國外。一六四九年，蘇格蘭大會（General Assembly）提出動議，欲將其調往愛丁堡大學擔任神學教授。同期，他亦接獲荷蘭哈德維克大學（University of Harderwyck）與烏特勒支大學（University of Utrecht）的邀聘。然而，盧瑟福出於對蘇格蘭教會安危的掛念，婉拒了海外高職的邀約，選擇留守本土。

在查理一世遇害、克倫威爾掌權、獨立派（Independency）於英格蘭興盛期間，盧瑟福仍積極為教會權益而奮鬥。隨著克倫威爾於一六五八年去世，王室復辟運動展開。蘇格蘭國會於一六五一年召開，撤銷國民盟約，廢除長老制，並廢止自一六三八年以來所有支持長老宗的議會法令。人民的宗教自由被踐踏，從此直到一六八八年雷威克（Renwick）殉道之前，蘇格蘭歷經了長達數十年的殘酷逼迫與血腥苦難。在這黑暗時期，盧瑟福自然也未能倖免。他所著的《律法與王權》被視為「煽動叛亂、鼓動反抗王權」的書籍，遭到政府查禁。蘇格蘭、英格蘭兩地皆下令，將此書交由劊子手（common hangman）公開焚毀。凡持有該書而不主動上繳者，一律視為叛國賊論罪。盧瑟福本人亦被剝奪大學與教會職務，俸祿遭沒收，被勒令不得離開住家，並被傳喚前往愛丁堡議會，接受叛國罪審判。若他活著出庭，其結局可想而知。然而，上帝的慈憫使他早一步被召回天家。盧瑟福體質本就羸弱，又因多年操勞與心靈重擔，健康每況愈下。雖年齡不高，但身體早已衰敗。他以堅定的信心與屬天的盼望，安然面對死亡。臨終前數週，他以《臨終見證》（Testimony）留下對福音的堅定告白，印證了自己一生的信仰。他在病榻上得著諸多基督徒友人的安慰與陪伴，終於於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日，在六十一歲時，在完全確據與榮耀盼望中安息主懷。

他最後的遺言是：「榮耀、榮耀，居於以馬內利之地。」

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為紀念撒母耳．盧瑟福，一座壯觀的紀念碑——「盧瑟福紀念碑」（Rutherford Monument）奠基興建，座落於安沃斯教區波蘭農場（Boreland Farm）上，距離盧瑟福昔日講道之地半哩。紀念碑以花崗岩築成，自地面至尖頂高六十英尺，底座見方七英尺，並有三層階梯環繞。至於盧瑟福的才華與敬虔品格，毋須多言。凡讀過他著作的人，莫不為其深厚學問、縝密推理與豐盛的屬靈恩典所折服。現附上一位本地傑出學者所撰傳記中的作品列表，該傳記資料詳實、考證嚴謹，值得一切愛慕此位學問與聖潔俱備之屬神僕人者細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