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垂青史的神學家:加爾文(史帝夫‧勞森)
加爾文(一五〇九-一五六四)可說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新教神學家,並且至今依然是真正的偉人之一。作為世界級的神學家、著名的教師、教會政治家和英勇的改教家,加爾文被許多人視為自一世紀以來影響教會深遠的人。除了聖經作者本身之外,加爾文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傳道人。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尊他為教會中最會解讀聖經的人,因此將他簡稱為「那位神學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則是說加爾文「比有史以來任何人都更清楚地宣講真理、比任何人都更懂聖經,也更清楚地解釋聖經」。
一五〇九年七月十日,加爾文出生於巴黎以北約九十六公里的法國大教堂城市諾陽(Noyon),他的父親是傑拉德加爾文(Gerard Cauvin),母親是吉恩加爾文(Jeanne Cauvin)。傑拉德是羅馬天主教諾陽教區主教的公證人,也就是財務管理員,因此他是專業階級的一員。十四歲時,約翰加爾文進入歐洲一流的學府 ── 巴黎大學,學習神學,準備擔任神職。在那裡,他沉浸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和學術的原則中。他是一個嚴肅且學識淵博的年輕人,以碩士學位畢業(一五二八年)。
加爾文畢業後不久,傑拉德與諾陽主教起了衝突,這次與教會的爭執使他將自己的天才兒子轉學到奧爾良大學(一五二八年)和後來的布爾日大學(一五二九年)學習法律。加爾文學了希臘語,磨練了他分析思考和說服論證的能力,他日後將在日內瓦的講台上大大發揮這些技能。但當傑拉德意外去世時(一五三一年),二十一歲的加爾文便搬回了巴黎,追求他的最愛 ── 古典文學研究。後來他又回到布爾日,在那裡完成了他的法律研究,並於一五三二年獲得了法律學位。
突然信主
加爾文在奧爾良大學讀書時,藉著馬丁路德的著作接觸到了一些早期的改教思想;這些思想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討論。隨後,加爾文信了基督。加爾文在他的《詩篇註釋》(一五五七年)的序言中寫下了他信主的見證:
我曾持續努力地要求自己追求對法律的研究,以順從我父親的意思;但是後來,上帝藉由祂護理的暗中引道,給了我一個不同的生涯方向。起初,由於我太固執地投入在天主教的迷信之中,無法輕易地從如此深的泥潭中解脫出來,而且早年的我,思想是比同年齡的人還更剛硬的,於是上帝便藉著一個突然的轉換,制服了我的思想,把我的思想帶到了一個受教的狀態中。如此一來,我稍稍地品嘗並認識到了真正的敬虔,也立刻被如此強烈的渴望給激勵,想在其中取得進步,因此,我雖然沒有完全停下其他研究工作,卻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熱情地投入當中了。
一五三三年十一月,巴黎大學校長、加爾文的朋友,柯布(Nicolas Cop),在大學冬季學期的開學典禮上講道。這篇信息是要求在新約的基礎上進行改革,並對當時經院派的神學家進行大膽的攻擊。柯布的「路德式」觀點遇到了強烈的反抗。加爾文被認為與柯布一起撰寫了這篇講論,因為該講稿的其中一份存在加爾文的手稿中。結果,加爾文被迫在被逮捕之前逃離巴黎,逃到了第萊特(Louis du Tillet)的住所。第萊特是一位同情宗教改革事業的富人。在第萊特龐大的神學藏書中,加爾文閱讀了聖經和教父們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古斯丁。憑著勤奮、天才和恩典,加爾文逐漸成為一位自學成才且頗有地位的神學家。
一五三四年,加爾文移居到已成為新教據點的瑞士巴塞爾(Basel),為的是要獨自專心學習。在巴塞爾,加爾文寫下了後來成為神學巨作、也是宗教改革期間最重要的一本書 ── 《基督教要義》的第一版。在這本書中,他概述了新教信仰的基礎,並為改革宗的聖經解讀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令人驚奇的是,加爾文在二十五歲時就開始撰寫這本書了,當時的他信主也才一年而已。這本書在他二十六歲時出版。
一五三六年,加爾文決定搬到德國西南部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以一位安靜的學者之姿繼續他的學習。但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和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之間的戰爭,使得加爾文無法走最直接的路線。他被迫繞道日內瓦,並打算在那裡只待一個晚上。但當他進入這座城市時,他立刻被認出是《基督教要義》的年輕作者。那些同情宗教改革的人就帶加爾文去見法惹勒(William Farel);法惹勒在日內瓦領導了十年的新教運動。當時,日內瓦剛投票決定脫離羅馬天主教會,成為一個宗教改革的城市,但它急需一位能夠闡明宗教改革真理的教師。脾氣火爆的法惹勒向加爾文提出挑戰,要求他接下這個任務;正當加爾文猶豫不決時,法惹勒就提出了一個咒詛的威脅。加爾文是這樣記錄的:
法惹勒是個懷有非凡的熱情在傳福音的人;他立即繃緊了每一根神經來強留我。他了解到我把心思都用在個人的研究上(所以排斥去從事其他事務),並意識到自己對我的懇求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之後,他接著便發出了一個咒詛,說如果我膽敢退縮並拒絕在這麼迫切的事情上給予協助,那麼上帝就會咒詛我這樣的逃避行為,和我為了個人的研究而追求的寧靜。這個咒詛讓我感到非常恐懼,以至於我放棄了我原先的行程。
加爾文在日內瓦開始了他的事工;先是講師,然後是牧師。與法惹勒一起,他開始了他的任務,也就是使教會生活和實踐都符合聖經的教導。在他實施的改革中,有一項是在領聖餐一事上實行教會紀律。有頭有臉的日內瓦公民對此並不滿意,因為他們中許多人都過著罪惡的生活。這個危機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復活節主日達到了沸點,當時加爾文拒絕給某些公然活在罪惡中的領導人物領聖餐。情勢十分緊繃,以至於加爾文和法惹勒被迫離開日內瓦。
流放與回歸
加爾文退到了斯特拉斯堡,也就是他兩年前打算去的地方。他的目的是為了躲避公眾的視線。但斯特拉斯堡最首要的改教家,布瑟(Martin Bucer),堅持認為加爾文必須繼續在公共講台上服事,並像法惹勒之前那樣威脅他。加爾文聽從了布瑟,於是就成了將近五百名來自法國的新教難民的牧師。
不過,這位流亡的神學家在斯特拉斯堡也獲得了寫作的時間和自由。加爾文寫了《羅馬人書註釋》,並擴充了他的《基督教要義》,又將其翻譯成法文。同時,他也寫下了被譽為宗教改革最偉大的辯護書,《答沙杜里多書(A Reply to Sadoleto)》。加爾文離開日內瓦後,紅衣主教沙杜里多(Jacopo Sadoleto)曾寫過一封公開信給該城的人民,邀請他們回歸羅馬天主教會。市政官員們呼籲加爾文做出回應,於是他就用《答沙杜里多書》做出了回應;該書信是對上帝在恩典福音中的榮耀所做的有力辯護。同樣在斯特拉斯堡的期間,加爾文娶了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寡婦,博愛麗(Idelette de Bure),她給他帶來了許多快樂。
加爾文在斯特拉斯堡度過了三年快樂的時光之後,日內瓦的市政官員們寫信請他回來作他們的牧師。在加爾文不在的時候,日內瓦的宗教和政治情勢已經惡化了。起初,加爾文並不打算回來。在一五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寫給法惹勒的信中,加爾文說:「我寧可死一百次,也不願被釘上日內瓦牧師這個十字架上;在那裡當牧師,每天都要滅亡一千次。」但加爾文最後還是改變了主意,儘管他知道在日內瓦有許多危險正等著他。加爾文認為他的生命完全都在基督裡,他心甘情願地將生命獻給上帝;這種態度在他個人的私章中呈現了出來 ── 一隻手捧著一顆心,下面是那句座右銘:「主阿,我願立即、真誠地將我的心獻給你!」他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也如此順從了,回到了他在瑞士的牧師崗位。
「主阿,我願立即、真誠地將我的心獻給你!」
一五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加爾文在離開日內瓦三年半後,又再次回到了那裡。在他復職後的第一次講道中,他從上次被流放前所講的最後一節經文接續著講下去。這種延續是為了大膽地聲明說逐節講道將在他的事工中佔據主要地位。
加爾文的第二段日內瓦牧會時期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是廣受反對的時期(一五四一-一五五五),他忍受了許多阻力和困難。反對勢力開始以愛國者(the Patriots)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是日內瓦最古老、最有影響力的家族。他們不喜歡加爾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是個外國人。他還面臨著放蕩派(the Libertines)的反對;他們是日內瓦內部的反律法主義者(antinomians),公然生活在罪惡和道德的腐敗之中。但到目前為止,最艱難的考驗是一五五三年由瑟維特(Michael Servetus)所造成的磨難。這位眾所周知的異教徒在加爾文被傳喚為專家證人(expert witness)後,被市政官員們燒死在火刑柱上。這段期間還有其他的考驗臨到,像是加爾文的兒子,雅各,在一五四二年出生後僅兩周就死了,而加爾文的妻子博愛麗在結婚僅九年後於一五四九年去世。
這場令他耗盡心力的反對終於平息了;加爾文在世的最後九年(一五五五-一五六四)可以說是廣受支持的時期。加爾文終於獲得了市政官員們的支持。有了這個後盾,他便根據在斯特拉斯堡所看到的範例,於一五五九年建立了日內瓦學院。該學院有一所私立學校提供初級教育,還有一所公立學校提供更高級的聖經語言和神學研究,以培養牧師、律師和醫生。同樣在一五五九年,第五版、也就是最後一版的《基督教要義》問世了。一五六〇年,《日內瓦聖經》問世,這是第一本在空白處有神學註釋的英文聖經。這部由加爾文的學生所寫的不朽著作呈現出一個世界觀,就是上帝對整個受造界都有至高的主權。
加爾文將他為福音事工所培訓出來的法語牧師從日內瓦派往歐洲其他法語省份。大部分的人都去了法國,在那裡,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覆蓋了大約十分之一的人口。最終,有一千三百名在日內瓦受訓的宣教士前往了法國。到一五六〇年,從日內瓦派出的人在法國建立了一百多個地下教會。到了一五六二年,教會數量倍增,達到二千一百五十間,會友超過三百萬人。有些教會的會友人數達到數千人。這種增長造就了胡格諾派的教會,幾乎戰勝了天主教在法國的反宗教改革運動。此外,在日內瓦受培訓的宣教士在義大利、匈牙利、波蘭、德國、荷蘭、英國、蘇格蘭、萊茵蘭(Rhineland)、甚至巴西都建立了教會。
告別演說
一五六四年初,加爾文病重。二月六日星期日,他最後一次在聖彼得大教堂的講台上講道。到了四月,他很明顯活不久了。五十四歲的加爾文毅然決然地面對死亡,就像他面對講台一樣。他信心的力量,建立在上帝的至高主權上,也出現在他的遺囑和最後的見證中。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加爾文口述了以下這段話:
我感謝上帝,不僅因為祂憐憫我這個可憐的受造物,把我從偶像崇拜的深淵中拉出來,為的是要讓我受到祂福音的光照,使我有分於我完全不配得到的救恩;我有很多的罪和缺點,也因此理當被祂拋棄無數次,但祂卻依然憐憫我、支撐著我 ── 但更重要的是,祂對我的憐憫如此之深,甚至願意使用我和我的勞力來傳達和宣佈祂福音的真理。
三天後,也就是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加爾文把他的牧師同工們叫到寢室來,向他們發表了告別演說。他告誡他們,說宗教改革的戰鬥還沒有結束,才剛開始而已:「當上帝召我離開時,你們會遇到困難…… 但你們要鼓起勇氣,堅固自己,因為上帝會使用這個教會,也會維持它,並且也會向你們保證說祂將會保護它。」就這樣,他把火炬從他虛弱的手中傳給了他們。
一五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加爾文在他的繼任者,伯撒(Theodore Beza),的懷中去世。加爾文的最後一句話 ── 「耶和華啊,這要到幾時呢?」正是聖經的話(詩七十九5;八十九46)。他死的時候,引用了他長久以來所傳講的聖經。恰如其分地,這位謙卑的僕人被埋在一個普通的墓地裡,埋在一個沒有標記的墳墓裡 ── 這是他自己要求的。
永垂不朽──基督教信仰綱要 (約翰.加爾文)
周序
《永垂不朽》用了大約三萬字,把基督教的信仰歸納與呈現,而且包含勸勉人悔改與鞏固人信心的功效。加爾文不只是一位傑出的神學家,也是牧者,關心讀者的靈命,也關心社會,寫作的時期是十六世紀的歐洲,歷史與文化背景與今日華人基督徒的處境顯著地不同。例如書中勸勉所有君王都應臣服於基督。雖然所講的沒錯,但從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現實來看,這勸勉的目的已成為遙不可達的理想,可是,這本小書既然是聖經真理的歸納與應用,其信息是當代信徒所需要的,也是適時的。
這本書有一些特徵值得一提·首先,加爾文的神學立場是以神為本,高舉神的主權,包含揀選的主權。第二,他對因信稱義有精闢的討論,尤其是清楚地說明人的得救不可能靠行為,但是得救後必定有好的行為。雖然信徒的好行為不完全,但在基督裡,還是可以蒙神的悅納。第三,加爾文教導《十誠》,並簡單地詮釋與應用每一條誡命。第四,在講解《使徒信經》時,他同時也論述三位一體的教義,強調神不只是三位,也是一位,信經的應用顯示他對教會傳統的尊重。第五,加爾文教導禱告的必要性,講解主禱文,並提供「愛的律」來指引信徒的禱告。第六,他強調聖禮的必要性,並簡單地提到他的聖禮神學,就是「記號論」。第七,講到教會秩序,加爾文提醒教會的牧長們不要忽略「捆綁與釋放」的權柄。
很難得看到一本三萬字的小書,能準確、整全、有力地歸納與教導聖經真理這是一本經典著作,也是一本適時的著作。筆者大力地推薦。
周功和
2013年4月5日
「讀者可以確信:此譯本忠實地反映加爾文的教導。」 柴培爾,聖約神學院(Bryan Chapell,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神所喜悅的是:加爾文應該繼續藉著他的作品向我們說話,它們是如此具有學術分量,卻又滿有敬虔。未來的世世代代都應該繼續聆聽他,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叫他們認識我們的神的真貌,並與祂同活、同作王,直到永遠。」伯撒(Theodore Beza)
神學家巴刻(J.I. Packer)認為:加爾文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於寫了一本書,就是《基督教要義》,「他為了神的事業和教會的福祉所做的,沒有一樣比它更偉大、意義更為深遠。雖然他幾乎為聖經的每一卷書寫了註釋、幾乎為了每一個重要的神學議題撰寫了小冊和專著,但加爾文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本書』的人。他花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持續地撰寫《要義》,從1536年的初版到1559年的第六版,修訂、論證、重新鋪陳、務求完美。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納入它裡面。⋯⋯最終的結果是神學與解經作品的一個無上傑作。什麼是《要義》?它向我們呈現的是基督教的概要。它原來的書名聲稱,它不只是一本神學書籍,更是——事實上,主要是——基督徒實踐生活的一個課程,是敬虔的啟蒙讀本。」
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1944年如此評論本書:「這無疑是加爾文的傑作。事實上,我們可以說:沒有一本書對人類、對文明史有如此巨大的影響。若說正是《要義》拯救了更正教改革運動並不為過,因為這是更正教的神學大全,是福音派信仰有過的最清晰的宣言。⋯⋯大多數更正教會的信仰和神學皆源出於此。⋯⋯加爾文的主要特色在於凡事都是基於聖經。⋯⋯對加爾文而言,聖經是唯一的權威。⋯⋯我們在《要義》裡面見到的,首先是聖經神學,而不是教理神學。」到了1949年,在他的推薦下,英國一家出版社重印貝福齊的英文譯本,鍾馬田在推薦文中說:「《要義》本身就是一部神學經典。對於更正教神學的影響,沒有一本書比它更大、更深遠。然而,除了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登峰造極之外,始終被人忽略的,是它的行文風格至為感人,有時令人悸動。現代神學大多數自稱源自於它,但它與它們不同,因為它極具靈修意味。閱讀本書的報償,是沒有一本書趕得上的,對於那些傳講聖道的人而言,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