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性傾向矯正治療（藉由心理學或宗教的幹預來試圖改變人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顯然是有爭議的。哥倫比亞特區則是無論年齡、一律禁止這種療法。這些法規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對LGBTQ+事業的支援，但我們也不必完全以冷嘲熱諷的態度來看待這些法規。它們很可能反映出保護弱勢群體的願望，希望讓弱勢群體不必為立法者眼中看為虛假的療程付費。

然而，澳洲的維多利亞州剛剛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將大大加劇宗教自由、個人選擇和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之間的衝突。而且該法案也很可能成為其他民主國家的立法模範。

這項剛被通過的法案是〈2020禁止改變或壓抑（性傾向矯正）法案〉。其基本意圖是「確保所有人，無論其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都能在維多利亞州感受到被接納和重視，並能真實而自豪地生活」。這樣的目標讓人難以反駁，一方面是因為這個目標似乎值得稱許（畢竟誰願意生活在一個感覺不到自我價值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因為它體現了我們當前這個講究各種療程的時代中常見的甜言蜜語。「感受到被重視以及真實地生活」是有用、空洞的短語，聽起來非常令人放心，但卻可以被賦予任何內容。我假設，或者至少希望這項新法案不會讓那些因著自身的「性傾向」而去虐待未成年人的壞人在維多利亞州感到被接納和重視。

這項法案對所謂的「改變或壓抑」定義如下：

以某人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為基礎，為改變或壓抑該人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或為誘導該人改變或壓抑其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針對該人的做法或行為，無論是否得到該人的同意。

需要注意的是，這項法規並不考慮當事人的同意。無論當事人的意願如何，改變或壓抑的做法都是非法的。

但從宗教角度來看，該法案真正需要被重視的部分，是在於它所列出的「改變或壓抑」，這包括了：「進行宗教活動，包括但不限於祈禱、釋放或驅邪。」

簡而言之，如果有人請牧師、神父或基督徒朋友為他祈禱，希望他的性欲或性別不安能得到改變，那麼這位牧師、神父或朋友就有可能觸犯刑法。從該法規的內容來推測，父母若為子女禱告，也可能觸法，甚至當父母教導子女說不受約束地表達性慾（至少在當代資產階級品位的規範內）是不恰當的之時，也會觸法。

這項規定顯然不是基於對禱告的任何抽象反對而設立的。如果立法者相信上帝存在，那麼他們大概會相信：假如這種禱告確實有害，那上帝也有足夠的智慧不去理會這種有害的禱告。如果他們認為上帝不存在，那麼我們似乎就有理由去認為說他們會視這種禱告為一種沒意義、甚至是荒謬的做法。

即使這項政策不是抽象的，它也揭示了新身份認同政治的一個層面：不能容忍這個事業的叛徒。無論是麥克霍特（John McWhorter）呼籲在美國流行的反種族主義新宗教的復興狂熱，還是澳洲某個匿名者認為他的性別不安是他的思想問題，而不是他的身體問題，這些行徑都被認定是這個事業的叛徒；這些「叛徒」甚至會被視為心存惡意之徒，或者至少會被視為是在傷害自己的人。

這項立法還顯示了現代強調個人極端自由的一個最奇怪的結果。在這樣的世界裡，理論上所有人都必須被允許可以擁有自己的敘事身分。但由於有些敘事身分會不可避免地與其他敘事身分對立，因此，有些身分必須有能夠被賦予合法地位的特權，而另一些身分則必須被視為文化癌症。而這意味著，在一個諷刺性的轉折中，個人不再是主權者，政府不得不以執法者的身份介入。於是就由當年的遊說團體來決定各種立場的對錯，而結果呢，想變成異性戀或「雙性戀」的同性戀或跨性別者就不能被容忍，因為他的敘事身分會讓別人的敘事身分受到質疑。我們可以說，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威脅。對他的願望給予任何程度的合法性，都會對其他人的願望的規範地位構成挑戰。

所以必須禁止人們為這些「異端」禱告，即使他們主動要求別人為他們禱告。這並不是因為這樣的禱告會對他們造成傷害，而只是因為這樣的禱告見證了這樣一個事實：並非所有的人（甚至不是所有的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都會接受當前這種性別身分政治的甜言蜜語。

也許這是鼓舞人心的。也許西方社會終於開始清醒地意識到，基督教的核心是在見證一個事實，即這個世界的現況並非其原本該有的樣子。當「禱告」這種基本的宗教活動（常被非宗教人士斥為毫無意義的胡言亂語）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所立法敵對的目標時，也是一個不祥的現象。我們可能還沒有淪落到立法去定罪思想的程度，但我們似乎已經到了這個程度：即使是在祈禱中表達某些思想，也會被視為犯罪行為。我冒著鼓勵人們犯重罪和輕罪的風險，敦促大家祈禱其他國家不要效仿維多利亞州的例子，因為如果各國都如此效仿，那麼幾年後，為我們的主所不認同的幾乎任何事情禱告，都可能變成是非法的了。

卡爾．楚門（Carl R. Trueman）(1967-)

卡爾．楚門（Carl R. Trueman），1967 年生於英國達德利（Dudley），是一位深具改革宗神學底蘊的歷史神學家與思想家。他同時也是信正長老會（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OPC）的牧師，現任教於美國葛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擔任聖經與宗教研究系教授。他早年於劍橋大學取得古典文學碩士學位，隨後在亞伯丁大學獲得教會史博士學位，並曾於英國與美國多所神學院與大學任教，包括費城西敏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楚門以其清晰的思辨與忠於正統信仰的立場聞名。他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於宗教改革史、清教徒神學、信條神學與現代文化思想批判。他深受加爾文與清教徒傳統影響，強調信仰的理性根基與教會歷史的延續性，反對任何與聖經權威相違的主觀主義與現代主義傾向。

在眾多著作中，《現代自我的興起與凱旋》（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可說是楚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在書中追溯「表達性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與「性革命」的思想根源，指出當代西方文化如何以「內在情感的真實」取代了「上帝啟示的真理」作為自我理解的中心。楚門指出，這樣的文化轉向是人類從神中心轉向自我中心的結果，反映出人類墮落後持續的自我偶像化傾向。

他在另一部作品《奇異的新世界》（Strange New World）中，進一步以更簡明的方式呈現這一思想路線，幫助教會信徒理解當前社會的道德與身分危機。楚門同時強調，教會必須以神學上的清醒與歷史的自覺面對文化挑戰，回到聖經啟示與信條信仰的根基，重新建造教會的思想與敬拜生命。

除文化分析外，楚門也長期關注教會信條與公認信仰的價值。他在《信條的必要性》（The Creedal Imperative）一書中指出，信條不僅是教會的歷史遺產，更是護衛真理、訓練信徒、維繫合一的重要手段。教會若失去信條，就會喪失神學定向，最終讓敬拜與教義隨文化潮流而漂流。

卡爾．楚門的神學與思想之所以在當代改革宗群體中產生深遠影響，正是因為他在後現代的混亂之中，堅持以聖經與歷史信仰的透鏡審視文化現象。他提醒教會，唯有回到上帝話語的客觀真理，承認人是照神形象所造並為神而活的受造物，才能在這個以自我為神的時代，見證福音的真光與真理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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