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蘭姆 / 神學認識論

附錄C 含義

「含義的含義」是一個語言學家、哲學家、神學家以及其他學者都在討論的題目。就像很多術語一樣,對於「含義」也沒有某個對它的定義是完全正確的。有一些對它的定義製造了誤解,而又有一些定義部分糾正了人們的誤解。因此我們將比較幾種研究「含義的含義」的方法,我在這裡所發表的觀點主要來源於威廉姆・P. 埃爾斯頓的《語言的哲學》(William P. Alst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4)一書,然而在此我對他書中的觀點也做了一些調整。

在查理斯・莫瑞斯的《符號理論基礎》查理斯・莫瑞斯的,《符號理論基礎》(Foundations of Theory of Sig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一書中,他區分出了符號理論的三個元素:詞義學、語義學和語用學。同上,13 頁莫瑞斯將詞義學定義為「對符號與物體或符號與闡釋者之間的關係進行抽象,以此來認識符號之間詞義關係的研究。」同上,21 頁對於語義學他這樣定義,「語義學處理符號與其指代物之間的關係,隨之也處理了符號與實物之間的關係,這些實物是符號所指代的,或有可能指代的。」莫瑞斯認為語用學處理「符號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同上,29 頁通過這種分類,我們就可以區分出含義可能的各種概念。(1)詞義學經常當我們問一個詞或一段話的含義時,我們希望得到一個同義語的表達作為答案。因為同義語與含義在本質上是相似的,所以我們總傾向於將含義與同義語等同起來。如果含義就是同義語的話,那麼某一表達的含義就會是一系列與之同義的表達。這種方法看起來好像有一種優勢,可以通過「純句法」來確定含義,一句話好像可以不用通過任何指代對象或術語的應用就能確定其含義。然而這種優勢只是一種錯覺。同義語本身的概念就已經超越了「純句法」。兩個同義的詞如果我們不知道它們的用法以及所指代的對象,我們就無法確定這兩個詞是同義語。同樣的理由,我們無法從同義語中推衍出完全的含義。舉例來說,對於amare與aimer 兩個詞,我們完全可以在知道它們是同義語的情況下,不確定其中任何一個詞的含義。

(2)語義學一些學者提出一個詞的含義就是它所指代的事物。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麼一句話的含義就應該是這句話所表達的事物的狀態。以下五點考慮顯示出為什麼說這種理論是錯誤的。(a)兩句話可能有一樣的指代物,但是其含義卻是不一樣的(從含義的一般意義上來說)。比如說,斯科特與Waverly 一書的作者這兩個表達有相同的指代物,但是它們既不可互換,在含義上也不是一樣的。(b)某個表達所指代的對象可以是不同的,但表達本身的含義卻保持一致,比如:人稱代詞。(c)含義和指代物一般來說是不能互換的Pompeii 按其指代來說是指Pompeii 小鎮,但Pompeii 本身的含義與該小鎮並不是一致的。如果有一天Pompeii 小鎮被摧毀了,Pompeii 這個詞的含義卻不會因此消失。(d)並不是所有的詞都是用來指代物體的,如果根據那些學者的定義「噢」和「如果」這樣的詞含義又是怎樣的呢?那些沒有描述事物狀態,但是卻發出問題或命令的句子又有怎樣的意義呢?(e)語義學的指代概念本身就會讓我們所討論的超越語義學。我們如何向剛開始學說話的孩子教他們知道指代的對象呢?通過用手指向(外在的定義)?如果採用這種方法,我們又該如何教他知道用手指向姿勢的含義(無疑這也是語言的一部分)?於是我們就不能使用用手指向的方式。如果要定義指向這個動作,你是無法通過指向什麼東西來實現的。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語用學的知識、能力,他無論如何也無法瞭解指代的概念。因此我們必須要更進一步。(3)語用學在這一分類下,有六個子類型

a.行為類型

在《語言》萊昂納多・布魯姆菲爾德,《語言》(Language;London:Allen and Unwin,1935),139 頁一書中,萊昂納多・布魯姆菲爾德將表達的含義定義為「在某種情境中,說話者所發表的,以及聽者據此所有的回應。」布魯姆菲爾德從行為心理學家所強調的刺激-反應的模式中得到啟示,他看到語言的表達好像是一種刺激,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中,能夠喚起聽者某種特定的回應。然而因為含義的使用非常廣泛,情境和回應的相似性似乎與含義的相似性之間的相關程度並不是很高。一方面有著不同含義的詞語可以在相似情境的表達中產生相似的回應。另一方面,有著同樣含義的兩種話,甚至是同一表達,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表達出來,並(或)產生相當不同的回應。

b.頭腦中的形象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傾向於將某句話的含義與說話的人或者聽者因此產生的頭腦中的形象聯系起來,然而當我們提到胡蘿蔔這個詞的時候,說話人的腦海中並不總會有一個胡蘿蔔的形象,聽者也並不總是因此在頭腦中形成胡蘿蔔的形象。並且這種圖像在頭腦的出現或消失與確定某一句話的含義是完全無關的,就好比當我們讀《哲學研究》時,頭腦中出現了維特根斯坦的形象。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哲學研究》(New York: Macmillan, 1958), 175 頁

c.說話者的意圖

這是定義含義最有力的說法之一。通常當我們說「這就是說話者或作者的原義」時,我們實際上就結束了對某句話含義的爭論。然而對此還有一些限制:(a)如果意圖指向的是一種說話者隱藏的心理狀態,那麼我們要認識它除了瞭解他的頭腦形象外就別無他法了。要知道說話者的隱藏的心理狀態與他的頭腦中的形象一樣,與他話的含義毫不相干。意圖當然可以被定義為與非心理狀態層面有關,或者一些可能被我們發現的客觀事物有關,至少是臨時地被我們發現。但是這種對意圖的定義,讓我們對說話者意圖的尋找變成了一種像以下尋找d 或f 的情形。(b)人們說的經常和他們想說的不同。如果一個人想說「罪對於理性的影響」,結果卻說成了「罪對於詩意的影響」,難道「詩意」的含義就是「理性」嗎?當然不是。我深信聖經的作者們沒有犯這樣的錯誤,儘管因為文本的腐蝕,類似的錯誤有時出現在一些謄抄的聖經中。然而,聖經的作者們確實在聖經中所表達的超過了他們真正想要去說的。難道摩西有意使用摩西和夏甲的例子來作類比(加4:21-31)?難道大衛在詩篇110 篇中意識到了他在其中主要是在描述耶穌?因此解經者必須指明神作為聖經真正作者的意圖,同時也說明聖經人類的作者有著怎樣的意圖。那麼我們該如何去做呢?與關於意圖的各種理論相比,對含義不同的說明提供了更為有力的指導。

d.原受眾的理解

通常當我們要確定含義的時候,我們會問這句話原聽眾是如何理解的?雖然這樣提問很有價值,但是因為以下幾個原因,它依然不能足以成為確定含義的標準。(a)語言的聽者和讀者經常相互之間都會有誤解,因此如果我們所關注的是原受眾是如何理解含義的,我們很可能會誤入歧途。並且即使原受眾沒有誤會所表達的,但是隨著時間,原文的含義會更全面地揭示出來。比方說,難道我們可以問耶穌的門徒他們一開始是如何理解耶穌的那些比喻,從而確定其含義嗎?(b)對於聖經解經而言,我們要知道神作為作者他的意圖不光是針對原聽眾和讀者,也包括了我們(羅15:4)。聖經的目標受眾跨越了千年的時間和不同的文化。

e.證實

邏輯的實證主義者認為「瞭解某句陳述的含義在於證明它正確與否的方法。」這種論斷有時是正確的,當我們面對某個困難的陳述時,我們採取探究其真偽的做法總會很有幫助,有時這種方法確實可以幫助我們確定含義。(a)然而,證實的方法只適用於探究指示型表達的含義,這種表達是用於宣告事實的。對於疑問型、感嘆型、命令型以及其他等等不同的表達,證實的方法並不有益於確定其含義。(b)證實的概念一直在哲學上是自相矛盾的。很多哲學家都希望準確地對其進行定義,但都失敗了。因為證實的概念總被使用來挑戰信仰各種陳述的意義,它神學的根據也經常受到批評。(c)麥維洛狄斯指出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必須首先知道某句話的含義,才能知道如何對其進行證實。因此含義似乎是不受陳述證實方法影響的。97

f.應用

維特根斯坦認為雖然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中,但是很多情況下我們都在應用含義,話語的含義就是對它的應用。他將話語與在社會中應用於不同任務的工具做了一個對比,從而一段話語的含義可以通過認識這段話語要發揮的功能而被發現。但是在這裡要做一些必要的澄清。維特根斯坦和賴爾認為「應用」(相對於單純的「用法」)是一個規範性的概念。應用並沒有告訴我們人們實際上是如何使用話語的,而是告訴我們人們應該如何使用話語。但是我們該如何發現這些規範呢?在我們判斷含義的時候,哪種應用可以作為我們判斷含義的規範?是說話者的嗎?是原受眾的?還是我們自己的?從基督徒的觀點來看,規範是對神話語的應用。如果神不說話,就不會有任何的規範。因此我們可以說話語的含義就是這句話以神為中心的應用。當然神並沒有給我們一本字典,告訴我們該如何使用話語。話語的含義就是話語在理解與責任中被使用的所有的含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褻瀆和謊言是毫無意義的。通常使用話語在不負責任與負責任之間是有一個過渡的。罪性之下的話語總是模仿敬虔的話語,使用以神為中心的含義來抵擋神,但敬虔的話語卻是規範,不敬虔的話語總是通過寄生的方式才具有意義。這裡對含義的說明是我認為最有幫助的,它將維特根斯坦式的「應用觀點」建立在獨特的基督教信仰規範之上。這也有益於解釋我先前所表明的:含義就是應用。

總結:

詢問話語的含義,就是詢問如何應用這樣的話語。當我們想要了解某個詞或某句話的含義時,我們是在提出一個問題,這表明我們還不能應用所涉及的話語。98 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很多不同的方式得到部分地解答:同義的表達,表面的定義,對頭腦中形像的參考,話語的意圖,證實的方法,等等這些都可能有所幫助,然而我們的目標卻不是給出其中之一作為答案,我們的目標是使詢問者的問題得到解答,幫助他們應用所涉及的話語。

因為含義就是應用,所以應用也是含義。如果一個人不能對一段話以某種方式加以應用,那他也就不能瞭解這段話的含義。聖經說的很清楚,那些不能應用神話語的人,並不真正瞭解其中的含義。要了解神的話語,我們必須將其應用在那些原文並沒有清楚指明的情況中(參看,馬16:3, 22:29;路24:25;約5:39f.;羅15:4;提後3:16f.;以及彼後1:19-21,它指出要使用聖經和當時的假教師來爭辯。)

有些人認為這種說明過於主觀,他們喜歡將含義作為所有應用的客觀基礎。基督徒對於主觀主義有一種很健康的拒絕。並且確實來講,應用必須有其對象。但是在我的觀念中應用的客觀基礎只能是文本,除此之外不會再有其他的。我在定義方面是很靈活的,所以如果有人希望將含義定義為文本,那麼我就接受含義與應用之間的區別。含義是一個文本,而應用就成了對這個文本的使用。然而這個定義與正常的用法完全相悖,因此我避免使用用法一詞。我們特別需要拒絕的是一些神秘的、中介的被稱為是「含義」的東西,它處於文本和應用之間。這種含義並不能增加我們知識的客觀性,這種中介意義的含義是主觀的產物,毫無疑問會模糊我們對原文的理解。

在神學的處境中這種主觀主義非常明顯。讓我們假設有一種詮釋叫作聖經的「含義」,它一方面有別於聖經的文本,另一方面也有別於聖經的應用,那麼這種含義從何而來?在神學中,有誰來提供這種含義?是解經家嗎?是聖經神學的學者?是系統神學的學者?還是基督徒哲學家?在不同的時間裡,這些神學要麼宣稱可以指出聖經基本的含義,要麼被認為是在尋求對聖經的應用。但是這些宣稱彼此之間卻常常出現矛盾。事實上神學客觀的基礎就是聖經的文本,並不是任何神學工作的成果。Sola scriptura唯獨聖經。

傅兰姆 / 神学认识论

附录C 含义

「含义的含义」是一个语言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在讨论的题目。就像很多术语一样,对于「含义」也没有某个对它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有一些对它的定义制造了误解,而又有一些定义部分纠正了人们的误解。因此我们将比较几种研究「含义的含义」的方法,我在这里所发表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威廉姆・P. 埃尔斯顿的《语言的哲学》(William P. Alst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4)一书,然而在此我对他书中的观点也做了一些调整。

在查理斯・莫瑞斯的《符号理论基础》查理斯・莫瑞斯的,《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ory of Sig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一书中,他区分出了符号理论的三个元素:词义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同上,13 页莫瑞斯将词义学定义为「对符号与物体或符号与阐释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抽象,以此来认识符号之间词义关系的研究。」同上,21 页对于语义学他这样定义,「语义学处理符号与其指代物之间的关系,随之也处理了符号与实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实物是符号所指代的,或有可能指代的。」莫瑞斯认为语用学处理「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同上,29 页通过这种分类,我们就可以区分出含义可能的各种概念。(1)词义学经常当我们问一个词或一段话的含义时,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同义语的表达作为答案。因为同义语与含义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所以我们总倾向于将含义与同义语等同起来。如果含义就是同义语的话,那么某一表达的含义就会是一系列与之同义的表达。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有一种优势,可以通过「纯句法」来确定含义,一句话好像可以不用通过任何指代对象或术语的应用就能确定其含义。然而这种优势只是一种错觉。同义语本身的概念就已经超越了「纯句法」。两个同义的词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用法以及所指代的对象,我们就无法确定这两个词是同义语。同样的理由,我们无法从同义语中推衍出完全的含义。举例来说,对于amare与aimer 两个词,我们完全可以在知道它们是同义语的情况下,不确定其中任何一个词的含义。

(2)语义学一些学者提出一个词的含义就是它所指代的事物。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一句话的含义就应该是这句话所表达的事物的状态。以下五点考虑显示出为什么说这种理论是错误的。(a)两句话可能有一样的指代物,但是其含义却是不一样的(从含义的一般意义上来说)。比如说,斯科特与Waverly 一书的作者这两个表达有相同的指代物,但是它们既不可互换,在含义上也不是一样的。(b)某个表达所指代的对象可以是不同的,但表达本身的含义却保持一致,比如:人称代词。(c)含义和指代物一般来说是不能互换的Pompeii 按其指代来说是指Pompeii 小镇,但Pompeii 本身的含义与该小镇并不是一致的。如果有一天Pompeii 小镇被摧毁了,Pompeii 这个词的含义却不会因此消失。(d)并不是所有的词都是用来指代物体的,如果根据那些学者的定义「噢」和「如果」这样的词含义又是怎样的呢?那些没有描述事物状态,但是却发出问题或命令的句子又有怎样的意义呢?(e)语义学的指代概念本身就会让我们所讨论的超越语义学。我们如何向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教他们知道指代的对象呢?通过用手指向(外在的定义)?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又该如何教他知道用手指向姿势的含义(无疑这也是语言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不能使用用手指向的方式。如果要定义指向这个动作,你是无法通过指向什么东西来实现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语用学的知识、能力,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了解指代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3)语用学在这一分类下,有六个子类型

a.行为类型

在《语言》莱昂纳多・布鲁姆菲尔德,《语言》(Language;London:Allen and Unwin,1935),139 页一书中,莱昂纳多・布鲁姆菲尔德将表达的含义定义为「在某种情境中,说话者所发表的,以及听者据此所有的回应。」布鲁姆菲尔德从行为心理学家所强调的刺激-反应的模式中得到启示,他看到语言的表达好像是一种刺激,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能够唤起听者某种特定的回应。然而因为含义的使用非常广泛,情境和回应的相似性似乎与含义的相似性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是很高。一方面有着不同含义的词语可以在相似情境的表达中产生相似的回应。另一方面,有着同样含义的两种话,甚至是同一表达,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表达出来,并(或)产生相当不同的回应。

b.头脑中的形象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倾向于将某句话的含义与说话的人或者听者因此产生的头脑中的形象联系起来,然而当我们提到胡萝卜这个词的时候,说话人的脑海中并不总会有一个胡萝卜的形象,听者也并不总是因此在头脑中形成胡萝卜的形象。并且这种图像在头脑的出现或消失与确定某一句话的含义是完全无关的,就好比当我们读《哲学研究》时,头脑中出现了维特根斯坦的形象。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New York: Macmillan, 1958), 175 页

c.说话者的意图

这是定义含义最有力的说法之一。通常当我们说「这就是说话者或作者的原义」时,我们实际上就结束了对某句话含义的争论。然而对此还有一些限制:(a)如果意图指向的是一种说话者隐藏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要认识它除了了解他的头脑形象外就别无他法了。要知道说话者的隐藏的心理状态与他的头脑中的形象一样,与他话的含义毫不相干。意图当然可以被定义为与非心理状态层面有关,或者一些可能被我们发现的客观事物有关,至少是临时地被我们发现。但是这种对意图的定义,让我们对说话者意图的寻找变成了一种像以下寻找d 或f 的情形。(b)人们说的经常和他们想说的不同。如果一个人想说「罪对于理性的影响」,结果却说成了「罪对于诗意的影响」,难道「诗意」的含义就是「理性」吗?当然不是。我深信圣经的作者们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尽管因为文本的腐蚀,类似的错误有时出现在一些誊抄的圣经中。然而,圣经的作者们确实在圣经中所表达的超过了他们真正想要去说的。难道摩西有意使用摩西和夏甲的例子来作类比(加4:21-31)?难道大卫在诗篇110 篇中意识到了他在其中主要是在描述耶稣?因此解经者必须指明神作为圣经真正作者的意图,同时也说明圣经人类的作者有着怎样的意图。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做呢?与关于意图的各种理论相比,对含义不同的说明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指导。

d.原受众的理解

通常当我们要确定含义的时候,我们会问这句话原听众是如何理解的?虽然这样提问很有价值,但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它依然不能足以成为确定含义的标准。(a)语言的听者和读者经常相互之间都会有误解,因此如果我们所关注的是原受众是如何理解含义的,我们很可能会误入歧途。并且即使原受众没有误会所表达的,但是随着时间,原文的含义会更全面地揭示出来。比方说,难道我们可以问耶稣的门徒他们一开始是如何理解耶稣的那些比喻,从而确定其含义吗?(b)对于圣经解经而言,我们要知道神作为作者他的意图不光是针对原听众和读者,也包括了我们(罗15:4)。圣经的目标受众跨越了千年的时间和不同的文化。

e.证实

逻辑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了解某句陈述的含义在于证明它正确与否的方法。」这种论断有时是正确的,当我们面对某个困难的陈述时,我们采取探究其真伪的做法总会很有帮助,有时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含义。(a)然而,证实的方法只适用于探究指示型表达的含义,这种表达是用于宣告事实的。对于疑问型、感叹型、命令型以及其他等等不同的表达,证实的方法并不有益于确定其含义。(b)证实的概念一直在哲学上是自相矛盾的。很多哲学家都希望准确地对其进行定义,但都失败了。因为证实的概念总被使用来挑战信仰各种陈述的意义,它神学的根据也经常受到批评。(c)麦维洛狄斯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某句话的含义,才能知道如何对其进行证实。因此含义似乎是不受陈述证实方法影响的。97

f.应用

维特根斯坦认为虽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中,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应用含义,话语的含义就是对它的应用。他将话语与在社会中应用于不同任务的工具做了一个对比,从而一段话语的含义可以通过认识这段话语要发挥的功能而被发现。但是在这里要做一些必要的澄清。维特根斯坦和赖尔认为「应用」(相对于单纯的「用法」)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应用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话语的,而是告诉我们人们应该如何使用话语。但是我们该如何发现这些规范呢?在我们判断含义的时候,哪种应用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含义的规范?是说话者的吗?是原受众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规范是对神话语的应用。如果神不说话,就不会有任何的规范。因此我们可以说话语的含义就是这句话以神为中心的应用。当然神并没有给我们一本字典,告诉我们该如何使用话语。话语的含义就是话语在理解与责任中被使用的所有的含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亵渎和谎言是毫无意义的。通常使用话语在不负责任与负责任之间是有一个过渡的。罪性之下的话语总是模仿敬虔的话语,使用以神为中心的含义来抵挡神,但敬虔的话语却是规范,不敬虔的话语总是通过寄生的方式才具有意义。这里对含义的说明是我认为最有帮助的,它将维特根斯坦式的「应用观点」建立在独特的基督教信仰规范之上。这也有益于解释我先前所表明的:含义就是应用。

总结:

询问话语的含义,就是询问如何应用这样的话语。当我们想要了解某个词或某句话的含义时,我们是在提出一个问题,这表明我们还不能应用所涉及的话语。98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得到部分地解答:同义的表达,表面的定义,对头脑中形像的参考,话语的意图,证实的方法,等等这些都可能有所帮助,然而我们的目标却不是给出其中之一作为答案,我们的目标是使询问者的问题得到解答,帮助他们应用所涉及的话语。

因为含义就是应用,所以应用也是含义。如果一个人不能对一段话以某种方式加以应用,那他也就不能了解这段话的含义。圣经说的很清楚,那些不能应用神话语的人,并不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要了解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将其应用在那些原文并没有清楚指明的情况中(参看,马16:3, 22:29;路24:25;约5:39f.;罗15:4;提后3:16f.;以及彼后1:19-21,它指出要使用圣经和当时的假教师来争辩。)

有些人认为这种说明过于主观,他们喜欢将含义作为所有应用的客观基础。基督徒对于主观主义有一种很健康的拒绝。并且确实来讲,应用必须有其对象。但是在我的观念中应用的客观基础只能是文本,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我在定义方面是很灵活的,所以如果有人希望将含义定义为文本,那么我就接受含义与应用之间的区别。含义是一个文本,而应用就成了对这个文本的使用。然而这个定义与正常的用法完全相悖,因此我避免使用用法一词。我们特别需要拒绝的是一些神秘的、中介的被称为是「含义」的东西,它处于文本和应用之间。这种含义并不能增加我们知识的客观性,这种中介意义的含义是主观的产物,毫无疑问会模糊我们对原文的理解。

在神学的处境中这种主观主义非常明显。让我们假设有一种诠释叫作圣经的「含义」,它一方面有别于圣经的文本,另一方面也有别于圣经的应用,那么这种含义从何而来?在神学中,有谁来提供这种含义?是解经家吗?是圣经神学的学者?是系统神学的学者?还是基督徒哲学家?在不同的时间里,这些神学要么宣称可以指出圣经基本的含义,要么被认为是在寻求对圣经的应用。但是这些宣称彼此之间却常常出现矛盾。事实上神学客观的基础就是圣经的文本,并不是任何神学工作的成果。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