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末考證

諾克斯的出生地及其父母——雖然關於諾克斯出生地的問題並不十分重要，但我還是要說明一下關於這個問題的各種不同觀點的依據。

與我們的改革家同時代的貝扎（Beza）與他私交甚篤，稱他為“Joannes Cnoxus, Scotus, Giffordiensis”，顯然是指他是吉福德鎮（Gifford）的本地人。參見《Icones, seu Imagines Illustrium Virorum》，1580年第31卷。斯波茨伍德（Spotswood）生於1565年，他可以從父親和其他與諾克斯（Knox）關係密切的人那裡獲得資訊，他稱諾克斯“出生於洛錫安（Lothian）的吉福德鎮”。參見《歷史》（History），第265頁，1677年版。大衛·布坎南（David Buchanan）在其1644年出版的《歷史》版本序言中，對諾克斯的描述與此相同；馬修·克勞福德（Matthew Crawfurd）在其1732年出版的《歷史》版本序言中，以及伍德羅（Wodrow）在其手稿中，也採用了同樣的說法。格拉斯哥圖書館藏有蘇格蘭宗教改革者的文獻。在已故斯昆牧師詹姆士·諾克斯先生的家族所保存的諾克斯家族譜系中，據說這位宗教改革者的父親是蘭弗利家族的兄弟，並且是“吉福德莊園的所有者”。斯科特的《蘇格蘭宗教改革史》，第94頁。

另一方面，他的同胞、同時代和熟人阿奇博爾德·漢彌爾頓說，諾克斯出生在哈丁頓鎮：“在勞多尼亞對面的哈丁托納默默無聞。”困惑的加爾文教派 apud Scotus Dialogus，fol. 64、一個。巴黎，1577 年。另一位在那個時代寫作的蘇格蘭人說，他出生在哈丁頓附近；他出生於哈丁頓附近。 「真正的哈丁托南。」Laingæus De vita, et moribus, atque rebus gestis Hæreticorum nostri temporis, fol. 113、b.巴黎，1581年。已故哈丁頓牧師巴克萊博士提出了一種觀點，調和了前兩位權威的說法（儘管他可能從未見過這兩位權威），他斷言我們的宗教改革家出生在哈丁頓郊區的一個地方，名叫吉福德蓋特。 《蘇格蘭古物學會會刊》，第69頁。

阿奇博爾德·漢彌爾頓的證詞並非完全沒有分量；因為，儘管他在所提及的著作中散佈了許多彌天大謊，但似乎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他會在宗教改革家的出生地這種事情上故意誤導讀者。但我認為斯波茨伍德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漢彌爾頓的證詞；因為大主教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而且他將諾克斯的出生地定在另一個地方，因此有理由認為他有充分的理由與先前的權威有所不同。巴克萊博士的觀點依據是，根據當地的傳統，宗教改革家出生於哈丁頓；而且他出生的房子至今仍可在吉福德蓋特找到；這棟房子連同毗鄰的幾英畝土地，曾世代屬於一個姓諾克斯的家族，該家族自稱與宗教改革家有親緣關係，最近將房產賣給了韋姆斯伯爵。我承認，在不與其他證據相矛盾的情況下，民間傳說可以作為此類問題的依據。就本案而言，民間傳說並非完全沒有問題。由於宗教改革家的兒子們都無嗣而終，因此沒有理由認為居住在吉福德蓋特的家族是他的直系後裔。然而，這處房產可能屬於他的兄長，這與他出生在傳說所指的這棟房子裡的推測相符。但我最近有幸獲得了該房產（現為韋姆斯伯爵所有）的地契摘錄，其時間跨度從1598年起，這些摘錄並不支持上述推測。 1598年2月18日，威廉·諾克斯（William Knox）及其妻子伊麗莎白·肖特斯（Elizabeth Schortes）根據一份王室特許狀，獲封位於哈丁頓（Haddington）的努蓋特（Nungate）土地。該特許狀並未說明其所依據的授權，僅提及這些土地原屬哈丁頓修道院，後併入王室。我已將第一份特許狀及後續契約中提及的人員姓名告知珀斯的斯科特牧師，並請求其告知已故斯昆（Scoon）牧師諾克斯先生的家族譜系中是否出現過這些姓名。史考特牧師回覆稱，該家族系譜中既無威廉·諾克斯（William Knox）之名，也無其他符合我信中描述之人。此外，憲章明確指出，相關土地屬於哈丁頓修道院所有，而且由於這些土地必定是在宗教改革之後才併入王室的，因此在我們這位宗教改革家出生時，這些土地不可能是其家族的財產。因此，他出生於吉福德蓋特的說法，僅基於他的父母可能在修道院擁有該房屋期間居住於此的可能性。與此相反，我們前面提到的權威資料支持他出生於吉福德村的觀點。

關於這位宗教改革家的出身，大衛·布坎南說，他的「父親是蘭弗利家族一位兄弟的兒子」。 （《宗教改革史》序言，1644年版）在與博斯韋爾伯爵的一次談話中，諾克斯講述了他的祖先：「大人，」他說，「我的曾祖父、上司和父親都曾侍奉過您的前任，其中一些人甚至在他們的旗幟下陣亡；這是我們蘇格蘭人仁慈的體現。」（《宗教仁慈的體現》。改革史》，第306頁，1732年版）馬修·克勞福德說，「這些話似乎表明，諾克斯先生的先輩在博斯韋爾伯爵手下身居要職，博斯韋爾伯爵當時是東洛錫安最有權勢的家族。」（《作者傳記》，第ii頁，《宗教改革史》序言，1732年版） 1732年。從他的話語中，我唯一能推斷出的是，他的祖先早在他的曾祖父時期就已定居在洛錫安。我並不想將這位改革家描繪成出身高貴或出身卑微之人，也無法完全依賴前文註釋中關於他父親是「吉福德莊園的所有者」的說法。約翰戴維森在他所作的讚頌詩中寫道：

「首先，他繼承了血統優良的機器人，

上帝通常用來稱呼

sempill 排序他的 summoundis 直到表達。 」

同時，一些作者關於他父母出身卑微貧困的說法缺乏確鑿證據，部分內容甚至可以被駁斥。麥肯齊博士指出，這位改革家「出身貧寒，據那些與他相識的人所述：他的父母雖然家境貧寒，卻還是將他送入哈丁頓文法學校；在那裡，他學完文法後，曾在朗尼德里莊園主的子女家中服侍了一段時間。這些子女被父母送往聖安德魯斯大學，他也因此有機會學習哲學作家。作為這些論點的依據，麥肯錫博士在頁邊空白處標註了「漢彌爾頓博士、貝利博士及其他許多人」。一些天主教作家，無論其自身品行如何，都捏造或散佈他們認為最有損宗教改革家名譽的故事，其中許多故事連麥肯齊本人也不得不宣稱是“荒謬的故事，完全不可能”，第 132 頁。 「貝利博士」指的是亞歷山大·貝利，他是蘇格蘭維茨堡修道院的一名本篤會修士；而且，由於他出版麥肯齊提到的那部作品是在 1628 年，所以說他與宗教改革家或其父親相識是荒謬的。漢彌爾頓（最早的權威）沒有支持麥肯齊的主張，而是告訴我們，就他的語言可理解而言，諾克斯在照顧孩子之前是遵照牧師的命令的：「quo victum sibi pararet magis quam ut deo serviret (Simonis illius magi huc usque sequutus Vestigia sequut​​ions jethion sagilem s squutus Vest 書) 盲文ædibus puerorum in vulgaribus literis formandorum curam capere coactus est」。 De Confusione Calv。 Sectæ，p。 64. 事實是，諾克斯在完成大學學業後，進入朗尼德里家族擔任家庭教師；直到 1547 年，他才受僱教年輕人文法。歷史，p。 67.

論諾克斯的學術教育－我一直對我們這位宗教改革家的學術經驗感到困惑。根據早期最權威的作者的記載，我在本書的早期版本中曾寫道，他曾在聖安德魯斯大學學習並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然而，經過仔細查閱，我卻未能在該大學的記錄中找到他的名字。儘管如此，我仍然覺得沒有理由放棄我基於如此權威的記載，只是簡單地提及了我調查的無果結果。但是，當我為了另一部著作而查閱格拉斯哥大學的記錄時，我偶然發現了一些證據，這些證據使我確信，普遍的說法是錯誤的。諾克斯並非在聖安德魯斯大學，而是在格拉斯哥大學接受教育。

在《格拉斯哥大學年鑑》（Annales Universitatis Glasguensis）中，「約翰內斯·諾克斯」（Johannes Knox）的名字出現在1522年的新生名單（Incorporati）中。我並非僅僅因為記錄中出現了他的名字就斷定此人就是我們的改革家。以下兩點可以佐證我的觀點：1. 時間與他可能進入大學的年齡相符；因為1522年他十七歲。 2. 當時約翰·梅傑（John Major）是格拉斯哥大學的校長；所有古代記載都一致認為諾克斯師從這位著名教授。 ——這一事實或許可以解釋古代作家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他們似乎不知道梅傑當時在格拉斯哥任教；他們得知諾克斯曾師從他，便想當然地認為他是在聖安德魯斯大學學習的，因為眾所周知，梅傑在那裡居住多年。

我藉此機會補充梅傑生平的一個空白。鄧普斯特、杜賓和其他一些作者提到，梅傑在1505年獲得神學博士學位後，曾在格拉斯哥任教數年，但由於祖國的動盪局勢，他離開了格拉斯哥，前往巴黎。我不敢斷言這種說法有誤；但我當時在格拉斯哥大學的記錄中並未找到梅傑的名字。上述作者描述梅傑從法國返回後直接去了聖安德魯斯大學。但從後面的摘錄可以看出，他先去了格拉斯哥，並在大學擔任了數年的校長和神學教授。

在名為「Annales Universitatis Glasguensis」的舊校刊中，有以下與梅傑相關的會議記錄。其中最後一份記錄了諾克斯的入學手續。

“校長選舉。”

“格拉斯哥大學全體大會。預先引用，等等。一千五百一十八年十一月三日，等等。”

「同日－在上述校長、傑​​出的約翰內斯·馬約里斯爵士（巴黎博士、該大學學院和教育學院首席攝政、皇家開普敦教士、鄧洛普教區牧師等）的領導下成立。」（以下列出43個名字。）

此後直到 1521 年才再次提及 Major，當時發現了以下這份備忘錄：

“校長選舉。”

「全體大會，等等。在聖殉道者克里斯賓和克里斯賓尼安的瞻禮日，即本院歷1521年。選舉新任院長——本次大會選舉了三位候選人，即學院院長馬修·斯圖爾特（Matthew Steward）、神學教授約翰·馬約里斯（John Majoris）（無阿爾巴尼亞族人協商）以及格拉斯哥議員（William Creto）協商威廉·斯圖爾特（William Cretounton）（William Cretoun）。 Steward）為院長，他雖缺席，但如同出席。 Majoris）。

“1522年5月23日。

「格拉斯哥大學全體大會，於公元1522年5月23日在格拉斯哥大學大都會教堂舉行，由鄧伯特學院教堂院長兼格拉斯哥大學校長詹姆斯·斯圖爾特爵士主持。出席大會的有：約翰·梅傑教授（神學教授，斯特靈皇家教堂司庫，鄧洛普教區牧師，格拉斯哥大學首席攝政）、約翰·多比教士（格拉斯哥教區教士，安克爾教區牧師）、詹姆斯·尼爾森教區牧師（科爾馬內爾教區牧師）、約翰·斯普魯爾教區牧師（鄧多納爾教區牧師）、詹姆斯·林德賽副攝政，以及其他教士、教師、學生和信徒。

“校長選舉。”

「格拉斯大學全體大會。此前，一份張貼於都主教座堂大門的公開法令已發出通知，於聖克里斯賓和聖克里斯賓尼安殉道者瞻禮日，在都主教座堂的教務會議地點舉行，以選舉新任校長。此次大會選舉了三位候選人，因為此前一直沒有阿爾巴尼亞族人出席，他們分別是：鄧布蘭教區牧師托馬斯一致同意，他們被免職。馬修·里德主教繼續擔任助學金負責人。此外，斯特雷薩萬教區牧師尼古拉斯·威瑟斯普恩主教當選為大學的代理人和發起人——該大學在上述校長領導下成立。

安德烈亞斯·科蒂斯 約翰內斯·希奧特 奈傑勒斯·坎巴爾 威廉·斯圖爾特 約翰內斯·哈米爾頓 約翰內斯·諾克斯 阿奇博杜斯·蘭西德

亞歷克斯·迪克·亞當·金戈恩·奈傑勒斯·福吉索·約翰內斯·亨塔爾·雅各布斯·莫斯曼·德努斯·約翰內斯·凱恩長老帕特里修斯·萊特里格·西維斯·格拉斯。

在格拉斯哥大學的記錄中，梅傑（Major）的全名都是約翰內斯·梅傑里斯（Joannes Majoris）。根據李博士（Dr Lee）摘錄的資料（摘錄發表於歐文博士（Dr Irving）所著《布坎南迴憶錄》（Memoirs of Buchanan）第二版，第373頁），梅傑於1523年6月9日被納入聖安德魯斯大學。他在該校的頭銜是「巴黎神學博士，皇家神學院學者」（Doctor Theologus Parisiensis, et Thesaurius Capellæ Regiæ）；在一份屬於該神學院的產權登記文件中，他被稱為「格拉斯哥鄧洛普學院的代理院長」（Vicarius de Dunloppie Glasg）。 ——或許有人會認為，諾克斯（Knox）追隨梅傑來到聖安德魯斯，並旁聽了他的講座，儘管他並未正式加入該大學；因此，古代作家們關於此事的說法或許有一定依據。但即便如此，如今恐怕也難以考證其真偽。我只想補充一點，從格拉斯哥的記錄中，我無法看出諾克斯在那裡獲得了任何學位，這證實了我之前就此問題表達的懷疑。

論希臘文學在蘇格蘭的早期狀況——在這篇筆記中，我將匯集我所了解的有關希臘語傳入蘇格蘭及其在十六世紀發展歷程的史實。這些史實雖不多，但我相信對這一主題感興趣的人會覺得它們尚可接受。

1522 年，博伊斯提到喬治鄧達斯是一位優秀的希臘學者。他是蘇格蘭聖約翰騎士團的團長，很可能掌握了歐洲大陸的語言知識。 「Georgius Dundas grecas atq；latinas literas aprime doctus，Equitum Hierosolymitanorum inside Scotorum regnum magistratum multo sudore (superatis emulis) postea adeptus.」 Boetii Vitæ Episcop。默斯。等阿伯登。跟隨。二十七. b.可以合理地假設該國其他一些人以同樣的方式獲得了它。但博伊斯在他那個時代的大學教授的分支中沒有提到希臘語，儘管他的細節很詳細。我也沒有找到1534年之前關於此主題的任何其他記載。 1534年，鄧恩的厄斯金從法國帶來了一位博學之士，並聘請他在蒙特羅斯教授希臘語，正如本文所引用的傳記部分所述。殉道者喬治·威沙特很可能是在他的學校裡學習了這門語言，他似乎是威沙特的助手或繼承人。布雷欽主教（威廉·奇澤姆）聽說威沙特在蒙特羅斯教授希臘文新約聖經，便以異端罪名傳喚他到庭，威沙特因此逃離了英國。此事發生在1538年。 （參見佩特里，《傳記》，第二部分，第182頁。）諾克斯很可能是在威沙特從英國返回後才開始學習希臘語的。布坎南似乎在歐洲大陸居住期間學會了這門語言。 （參見《書信集》，第25頁。魯德編。）

萊斯利記載，詹姆士五世於1540年巡遊王國期間到訪阿伯丁，在款待他的眾多活動中，大學學生“以精湛的技藝用希臘語和拉丁語朗誦演說”——“Orationes in Greca Latinaque lingua, summo artificio instructæ.” Leslæus de rebus gestis .考慮到當時蘇格蘭的學術水平，我們有理由懷疑主教的描述帶有濃厚的色彩。然而，鑑於主教幾年後進入該大學學習，我們可以推斷，當時阿伯丁對希臘語的研究已有所重視。這或許是由該大學博學的校長赫克托·博伊斯引入的。如果說國王對阿伯丁學生的淵博學識感到欣喜，那麼同年，英國大使也同樣被我們主教們對希臘語的無知所逗樂。這位大使既是學者又是政治家，他讓手下在袖子上戴了一句希臘格言：ΜΟΝΩ ΑΝΑΚΤΙ ΔΟΥΛΕΥΩ，意思是「我只效忠國王」。然而，蘇格蘭主教們的語言知識僅限於拉丁語，他們把這句格言讀成了“Monachulus”，意為“小修士”，於是便散佈謠言，說大使的僕人都是修士，是從最近被解散的英格蘭修道院裡抓出來的。為了駁斥這一謠言，薩德勒不得不提供這句格言的翻譯。 「看來（他說）他們根本不懂希臘文。現在我的話已經奏效了，他們那些所謂的博學解讀也該被人嘲笑。」薩德勒書信集，第一卷，第48、49頁。愛丁堡，1809年。在1543年召開的議會辯論中，一些貴族和世俗議員的希臘文知識竟然超過了所有教會成員的總和。諾克斯，《歷史》，第34頁。

外國作家們對這樣一則訊息感到好笑：許多蘇格蘭神職人員聲稱，「馬丁路德最近編纂了一本名為《新約》的邪惡書籍；而他們自己則堅持《舊約》。」(參見 Perizonii Hist. Seculi xvi. p. 233. Gerdesii Histor. Reform. tom. iv. p.chanper i. 291）然而，儘管我們的神職人員無知，但他們並不比歐洲大陸的許多人更不識字。一位外國僧侶曾在講壇上慷慨陳詞，抨擊路德教徒和祖因格利安人，他對聽眾說：「不久前，一種名為希臘語的新語言被發明出來，它是所有這些異端邪說的源頭。一本用這種語言印刷的書，名為《新約》，其中包含許多危險的內容。另一種語言正在形成，即希伯來語；誰學會了它，就立刻成了猶太人。 J. von Mullers Schw. Gesch. Hess, Life of Ulrich Zuingle, p. 213.

回到蒙特羅斯神學院：在贊助人慷慨的捐贈下，它一直維持到宗教改革時期。在此之前幾年，著名語言學家安德魯·梅爾維爾曾在這所學校師從法國人皮埃爾·德·馬西利耶。大約在1559年，他進入聖安德魯斯大學時，希臘語已經非常精通，以至於他能夠閱讀亞里斯多德的原文，「連他的老師們都看不懂」。 （參見伍德羅《格拉斯哥藏書手稿》第一卷第2頁《安德魯·梅爾維爾傳》和詹姆士·梅爾維爾日記第32頁）。因為，儘管當時大學裡也教授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倫理學等著作，但都是拉丁文譯本。詹姆士·梅爾維爾說：「聖倫納德學院的院長告訴我，我的叔叔安德羅·梅爾維爾先生，院長認識他，在他上新學院的時候，運用亞里斯多德的希臘邏輯，這讓他們感到驚奇，因為他是一位如此優秀的學者，而且前途無量。」（手稿日記，第25頁）

根據《第一部紀律手冊》，每所大學的某個學院都應配備一名“希臘語讀者”，該讀者“須在三個月內完成希臘語語法學習”，並“須詮釋柏拉圖的某部著作以及新約聖經的部分章節，且須在同一年內完成課程”。 （鄧洛普《懺悔錄》第二卷，第553頁）然而，由於學者人數稀少、資金匱乏以及國家後來陷入的混亂局勢，這項明智措施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阻礙。正因如此，一些蘇格蘭學者選擇將他們的才華奉獻給外國的神學院，而不是返回祖國。 （布坎納尼書信集，第7、9、10、33頁）其中一位便是亨利·斯克里姆格，他以其希臘文學而聞名。關於他的一些細節，可參考塞內比耶的《日內瓦文學史》第一卷。斯克里姆格。另見泰西耶，《頌詞集》，第三卷，383-385頁，萊頓，1715年。由於傳教士稀缺，人們不得不將一些博學之士安置在並非大學所在地的城鎮。其中一些承擔了青年教育工作，同時負責教區的牧靈工作。約翰·羅在柏斯教授希臘文。參見第二卷，註釋C。德高望重的教師安德魯辛普森（見第5頁）似乎不具備這項能力；但他謹慎地避免兒子派崔克重蹈覆轍。派崔克被送到劍橋大學，在那裡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返回蘇格蘭後，他在東洛錫安郡的一個村莊斯波特教授希臘語，並在那裡擔任了一段時間的牧師。羅的手稿，第96頁，藏於愛丁堡神學院圖書館。可以合理推斷，在布坎南於1565年至1570年擔任聖倫納德學院院長期間，聖安德魯斯大學的這一學科並未被忽視。布坎南將此職位移交給帕特里克·亞當森，並因其“博學多才”而推薦他（布坎南，《著作集》第一卷第十章），但亞當森當時並不在英國；因此，該大學的教育狀況一度停滯不前。 1570年入學的詹姆士·梅爾維爾對此有如下描述：「我們的攝政王教我們希臘語的a、b、c以及簡單的詞形變化，但僅此而已。」（手稿日記，第26頁）。 「希臘語是錯的，不是合法的」這句諺語在當時甚至在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中也廣為流傳。 （羅氏手稿，同上）

安德魯·梅爾維爾於1574年歸來，為蘇格蘭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這位著名學者在歐洲大陸遊歷九年，精通了多種語言，他流利的希臘語讀寫能力令日內瓦的學者們驚嘆不已（見手稿日記，同上，第33頁）。他先被任命為格拉斯哥大學校長，後來轉任聖安德魯斯大學。他的聲望如此之高，以至於吸引了來自英格蘭和世界各地的學生，而在此之前，蘇格蘭青年通常需要出國留學。斯波茨伍德（他並沒有被梅爾維爾待見）和卡爾德伍德都曾撰文證明他精通希臘語。梅爾維爾之後不久，另一位希臘學者托馬斯·斯梅頓返回蘇格蘭，並被任命為格拉斯哥大學校長。 ——我在這裡不妨提一下，儘管這與印刷術有關，但1579年斯梅頓的《答阿奇博爾德·漢彌爾頓》出版時，英國似乎既沒有希臘語字體也沒有希伯來語字體；因為書中留白處留出了作者打算插入的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短語和引文。在我所擁有的這本書中，一些空白處已被作者親筆填上。

關於梅傑的政治思想——以下摘錄的段落正是本文所述內容的依據。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他的《蘇格蘭史》中；但由於有人暗示他在那部著作中只是抄襲了博伊斯，因此我將引用他其他較少被提及的著作。

「對於皇家治安而言，並不要求國王在王國中凌駕於一切之上，無論在日常還是偶然情況下——國王只需凌駕於每個人之上，並在日常情況下凌駕於整個王國之上，而王國則在偶然情況下凌駕於國王之上即可。”又如，「同樣地，在一個王國中，以及在全體自由人民之中，存在著至高無上的、不可剝奪的、主要的權力；然而，在國王身上，卻存在著一種神秘的（輔佐性的？）權力，這種權力源於其誠實的執政。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兩種權力；但由於一種權力是為了另一種權力而設立的，因此它們實際上可以被稱為一種權力，而且，如果國王將王國變成暴政，並且頑固不化，人民可以像對待更高權力一樣廢黜他。參見《馬太福音註釋》第71頁，巴黎西元前。 1518. 針對有人以“頭”這一比喻來指代國王，從而反對這一原則，他回答說：“真正的頭與真正的身體之間，以及神秘的頭與神秘的身體之間，並無相似之處。真正的頭凌駕於身體的其他部分之上，但我否認國王的權力大於其王國的其他部分。” 同上，第62頁。 b. 「一個揮霍無度、破壞共和國利益且頑固不化的國王，必須被廢黜。國王的權力和權威，唯有來自他所統治的王國。」同上，第69頁。 c. 談到從人體中切除腐敗的肢體，並以對待暴君為例，他說：「經整個真實身體的許可，這肢體可以被切除；經整個神秘身體的許可，你作為社區的牧師，可以殺死這個暴君，儘管他已被依法判處死刑。」Tert. Sentent. fol. 139, c. d. Paris. 1517.

關於諾克斯的天主教祝聖－有些人不願承認諾克斯曾在羅馬教會擔任神職：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新教和天主教的作家都證實了這一點。貝扎寫道：「因此，克諾克斯（為了彰顯這一切偉大的工作都是主的旨意）在聖安德烈城跟隨約翰大帝——當時最著名的智者之一——學習，並最終成為一名神父，開辦了一所著名的學校。他似乎並不遜色於他的老師，但他卻在黑暗中照亮了自己和他人。 1677. 尼尼安·溫格特在1561年寫給諾克斯的幾封信中說：“你們放棄並尊重那無效或錯誤的聖職授任，即使你們曾經被稱為約翰主教。”他還說：「我們可以保證，你們曾經擁有的任何權力，除非是在聖職授任的聖禮中被授予的，即神職人員的權威。這種權威賦予你們的尊重如同諾克斯一樣，因為它是由一位天主教主教授予你們的（正如你們所說）。」等等。溫格特的信件和論文：基思，附錄，第1677頁。 212、213. 溫格特的意圖是證明諾克斯沒有合法的聖職任命：因此，如果此事並非眾所周知且無可辯駁，他就不會提及諾克斯的天主教聖職任命。尼科爾·伯恩就此論點提出異議，承認諾克斯確實從羅馬天主教會獲得了神職。 《關於宗教爭議的辯論》，第128頁，巴黎，1581年。在書末刊印的一首抨擊蘇格蘭牧師的詩中，他稱諾克斯為…

——那個假叛教的神父，

基督的敵人，以及人類的救贖

你的主人諾克斯。

羅馬天主教徒對我們這位改革家聖召合法性的反對意見是，儘管他獲得了聖職權柄，卻缺乏管轄權；根據教會法，這兩者截然不同。 「聖職權柄不足以使一個人佈道，但這個人還必須對其所佈道的對象擁有管轄權。約翰·克諾克斯從未從羅馬教會獲得在蘇格蘭王國佈道的管轄權：因此，假設他從教會獲得了司鐸聖職，但他既沒有佈道的權力，也沒有施行聖事的權力。」（尼科爾·伯恩的《辯論頁》，第128頁的權力。

蘇格蘭修道士人數－我們沒有一本完整的蘇格蘭修道院名錄；如今已無法確定當時蘇格蘭正規神職人員，甚至修道院的確切數量。關於從英格蘭和歐洲大陸引入不同修道會的最佳且最詳盡的記載，收錄於查爾默斯先生的《喀裡多尼亞》第一卷。詹姆森博士在其近期出版的古代凱爾特人歷史著作中，詳盡地追溯了為取締古代修道士、為直接隸屬於羅馬的新修道會騰出空間而採取的措施。在基斯的《主教名錄》末尾，斯波茨伍德的記錄列舉了170座修道院；但他的記錄並不完整。戴利爾先生根據一份手稿，指出在宗教改革時期，蘇格蘭的修道士和修女人數僅為1114人。 《16世紀蘇格蘭詩歌》第一卷第38、39頁的序言（愛丁堡，1801年）。根據斯波茨伍德的記載，修道院的數量平均下來，每座修道院只能容納七人，這個數字少得驚人。如果按照戴利爾先生在另一部著作中的說法，假設有260座修道院，那麼人數還會更少。 《蘇格蘭歷史片段》，第11、28頁。 1542年，光是梅爾羅斯就有200名修士。同上。鄧弗姆林修道院的修士人數似乎在30到50人之間。 《戴利爾修道院古物論》，第13頁。佩斯利、埃爾金和阿布羅斯的修道院規模也毫不遜色。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觀察到，即使在16世紀初，人們對修道生活的熱情似乎也沒有增加。但如果我們要估算修士的數量，就必須考慮到1538年至1559年間修士人數的大幅減少。在此期間，許多修士，尤其是年輕的修士，接受了改革派的觀點，離開了修道院。參見卡爾德手稿i. 97, 100, 151。1559年珀斯灰衣修士修道院被毀時，那裡只剩下八名修士。參見諾克斯，《歷史》，第128頁。

遺體送葬金－這是一種強制性的恩惠，至少在蘇格蘭，它並非任何法律或教會規章所規定的。它由牧師索取，似乎與為安葬遺體和靈魂從煉獄中解脫而徵收的普通費用有所不同。在鄉村教區，這份額外饋贈包括死者生前最好的一頭牛、他床上最上面的布料或被褥，或是他最好的貼身衣物。有人認為，這種饋贈是以死者生前可能拖欠的稅款為藉口而徵收的。但無論後來的藉口是什麼，我認為最有可能的是，神職人員借鑒了封建時代常見的額外禮物。 「遺體送葬金」相當於「地主在佃戶過世時獲得的馬匹」。最上層的衣物似乎是不同官職人員的特權。萊斯利主教從倫敦塔獲釋時，就有人向他索取類似的衣物。 「倫敦塔的門房（他自己說）扣留了我的緞袍，說是他的，因為那是我進入倫敦塔時穿的最上層的衣物。」（《談判》，安德森文集，第三卷，第247頁）

死者在場並非蘇格蘭獨有的習俗。我們發現，早在1530年，英國下議院就對此有所抱怨（Fox，907，1596年版）。在蘇格蘭，這項習俗被嚴格執行；如果任何一位牧師，即便比其他牧師更仁慈，違背了這項要求，也會對他的教友們造成不可饒恕的冒犯（Lindsay of Pitscottie’s Hist. p. 151，1728年愛丁堡對開本版；Fox，1153）。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種令人憤慨的壓迫，大衛·林賽爵士的著作中也多次對此義憤填膺地提及。

Schir，請解釋法律，告訴我原因，或為什麼。

那傢伙從我這裡把屋頂搖了三公里？

為我父親，為我的妻子，

第三頭牛是他為我母親馬爾德準備的。

他們沒有法律，除了慣例，

對他們來說，Quhilk 法律是足夠且合理的。

而牧師，正如我所說，

他絕對不會錯過任何機會

巴比斯·泰梅·班認為，烏普邁斯特·克萊斯，

來自一位純粹的自耕農；

他們稱他為“躺了這麼久”，

有兩個或三個小孩，

而且他沒有更多，

牧師必須有其中之一，

帶著那件鋪在床上的灰色斗篷，

然而，他必須完全清白；

早上給老婆送禮物，

所有嬰兒一定都很孤苦伶仃。

當他離開時，另一個牛也離開了。

帶有純正的羅普洛克灰色塗層；

並且gif，在兩三天內，

最年長的 chyld hapinis 到 de，

他一定能得到第三頭牛。

Quhen he hes 當時正在接受治療，

父母是我們的朋友。

求我的寶貝們，沒有補救辦法。

查爾默斯的林賽，ii. 7, 8, iii. 105。

當新想法的驚人發展威脅到整個教會體制的瓦解時，教士們聲稱願意減免，或至少緩和這種可恥的貢賦。但直到一些虔誠的天主教徒就此提出抗議後，他們才做出讓步。這份抗議書於1558-1559年提交給省議會，其中包含以下條款，印證了詩人對教士們在徵收這些貢賦時嚴苛手段的強烈描述。 「因為你們在復活節時從男女手中接過聖體聖事所需的貴重物品、精美服飾和銀器，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教會禮儀和復活節禮物，最初只是作為禮物，完全由贈予者自行決定；而現在，隨著時間的推移，教會卻強迫人們繳納他們的權威和管轄權，這樣一來，不僅會受到詛咒，還會阻止男女將這種做法非常嚴格地阻止他們的做法，既要滿足了教會。沒有上帝的律法依據，也沒有聖教會的教義依據。然而，上述的牧師和神職人員並沒有得到教會的足夠支持，因此，你們這些牧師和神職人員……教區內的人應下令，其他教區成員和提升者應為教會的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威爾金斯，《不列顛大公會議》，第四卷，第208頁。

為此，議會就此問題通過瞭如下一項奇特的決議：為了“消除那些反對殯葬服務者的抱怨”，任何人去世後，其財產在償還債務後應按比例分割（debitas partes）。若死者的份額（defuncti pars）[見註X]不超過十英鎊蘇格蘭鎊，牧師應收取四十先令作為殯葬服務和最上層的布料費用；如果不足十英鎊但不少於二十先令，則應按上述比例（pro rata quadraginta solidorum de decem libris）收取；如果不足二十先令，則牧師不得收取任何費用。對於男爵、市民以及所有份額超過十英鎊的人，舊習俗仍然有效；對於錯誤清點財產的人，應採取通常的補救措施。也就是說，他們應受到絕罰及其懲罰。 ——關於逾越節的奉獻和小額什一稅，大公會議頒布法令：“為避免民眾抱怨，尤其是在復活節期間”，教區牧師應在四旬齋前不久，即二月份，與教區居民商定（或達成協議，即“rationem ineant”）小額什一稅（包括個人甚一稅和混合什一稅debitis）；復活節期間不得加諸任何奉獻，但屆時仍可接受自發的奉獻。參見《教規》第21條和第32條；威爾金斯，《同上》，第214、216頁。

由此可見，教士們在改革計畫中是多麼謹慎，而即便在他們面臨失去所有被篡奪的特權和財產的巨大危險之際，他們又是多麼熱衷於堅持那些最非法、最令人反感的主張。海爾斯勳爵的言論需要解釋，他說「（本次會議的）第32條教規廢除了復活節的獻祭」。 （《省議會記錄》，第40頁）

我幾乎無需贅言，所有這些苛捐雜稅都在宗教改革後被廢除了。 「最高稅、出席稅、書記稅、逾越節奉獻稅、什一稅以及一切上層階級的賦稅，都不能憑良心徵收或接受。」《教會紀律第一冊》，第48頁，1621年印刷。鄧洛普《懺悔錄》，第二卷，第563頁。

蘇格蘭殉道者與異端審判——我們應該感謝勤勉的英國殉道者學家約翰·福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