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蘭姆 / 神學認識論

附錄I 新改革宗認識論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由阿爾文・普蘭廷加和尼古拉斯・沃爾特斯多夫所編寫的《信仰與理性:對神的思考與信仰》 Notre Dam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Faith and Rationality(此後稱FR)一書。由於這本書所關心的問題與我的《神學認識論》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後稱DKG)一書所關心的問題有重複之處,我認為最好用附錄的形式來評論一下兩本書的關係。在我寫完《神學認識論》DKG 之前,我並沒有讀過《信仰與理性》FR。《信仰與理性》FR 是1983 年出版的,而其第一版顯然很快即告售罄。直到1986 年以前,我都無法取得這本書,但是《神學認識論》DKG 是在1984 年12 月出版的。所以我沒有能夠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直接加以說明。但是一些影響了《信仰與理性》FR 成書的早期的文章和書籍也同樣影響了《神學認識論》DKG。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我大量使用了喬治・麥維洛狄斯的《對神的信仰》New York:Random House, 1970. 一書中的內容,尤其是他的「個體變量」概念,這一概念在《信仰與理性》FR中也非常突出。我也簡短地(正面地)評論了沃爾特斯多夫在《宗教範圍內的理性》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 Co.,1976. 一書中對於「基本主義」的批評。儘管我並沒有直接引述這些內容,但是在寫《神學認識論》DKG 的過程中,我非常清楚普蘭廷加的文章「理性的信仰」 In Rationality and Religious Belief, ed. C. F. Delaney (Notre Dam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9), 7-27. 和沃爾特斯多夫、埃爾斯頓以及普蘭廷加在《加爾文主義傳統中的理性(Rationality in the Calvinian tradition)》一書中的文章,該書是由亨德里克・哈特、約納・萬德爾・霍文以及尼古拉斯・沃爾特斯多夫所編寫Lanham, Md.,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我的文章「理性與聖經」也出現在這本書中。《加爾文主義傳統中的理性》的文章是1981 年夏天在多倫多由基督教研究院召開的會議上形成的論文集,那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關於信仰與理性,我也出席了會議。我也許應該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對其中的文章做一些回應,但是我有自己的寫作計劃,這與他人的計劃有著顯著的不同。

總的來說,我贊成他們的方法,但是在一些領域仍然有著區別,這既包括側重點的不同,也包括觀點的不同。在這裡我將概括他們的觀點,然後陳述我自己的評價。

(1)一些寬泛的比較
首先我將做一個介紹性的評論。《信仰與理性》FR 起因於加爾文(學院)基督教研究院關於「走向信仰和理性的改革宗觀點」的一年期課題研究。《信仰與理性》FR,9.參與者有哲學家阿爾文・普蘭廷加(以前是加爾文學院,現在是巴黎聖母院),尼古拉斯・沃爾特斯多夫(加爾文神學院),喬治・麥維洛狄斯(密執安大學)和威廉・P. 埃爾斯頓(塞拉庫斯大學),歷史學家喬治・馬爾斯登(加爾文神學院)和神學家大衛・霍爾維達(加爾文神學院)。這些人是一些很有名的思想家,無論是在世俗學術界,還是在基督教的研究群體內,他們都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可以認定,這些哲學家是美國宗教哲學領域最受尊敬的思想家。幾年前普蘭廷加還由於其在一神論方面的研究而登上了時代雜誌,這種公眾對他的肯定是與他在專業方面的名譽聯繫在一起的。其他的人也同樣是專業上非常傑出的人士。

這些哲學家都有著純正的基督教信仰,然而這並沒有反映在他們的著作中,他們似乎都有一種傾向(即便是在《信仰與理性》FR 中),願意用一種中立觀察者的角度來寫作,他們只關心宗教命題邏輯分析的本身,在論證的結果中並絕不包含任何特別的宗教傾向。當今這種立場在很多現代宗教哲學家中是非常普遍的,無論這些哲學家個人有著怎樣的認識,然而這種立場對立於哥尼流・范泰爾和《神學認識論》DKG 的立場。不過在《信仰與理性》FR 中這些哲學家還是做了一些調整,輕微地向神學作了傾斜。當然,這一評論中所假定的哲學和神學定義不是《神學認識論》DKG 中所擁護的那種!人們會留下這樣一種印象(不管怎麼說,我就留下了這麼一種印象),在這些文章中,他們不僅想澄清概念(儘管他們在這方面做得很好),而且還對那些在信仰上面臨挑戰和掙扎的慕道友給出了建議。而且這些作者似乎都特別想提出基督教信仰的觀念,雖然文章中幾乎沒有與聖經本身的互動(不過可以看一看導言第10-15 頁),但其中確實有很多對於聖經的關注。普蘭廷加和沃爾特斯多夫希望把對神的信仰看作是「基本的」信念,在某種意義上,把它看作「最優先」的信念。(霍爾維達把這一觀點講得更加明確:與潘能伯格的看法相反,在神應許中所啟示的信仰優先於對歷史的解釋。《信仰與理性》FR, 304-11.)

而且至少普蘭廷加和沃爾特斯多夫(與歷史學家馬爾斯登)表達了對於改革宗神學傳統的一種責任感。沃爾特斯多夫認為他觀點的優勢在於與大陸改革宗傳統同上書,7f.具有某些關聯,普蘭廷加同上書,63-73。和馬爾斯登同上書,247-57。也持有同樣的看法。沃爾特斯多夫甚至願意把他的觀點(誠然,並不是很合適)稱作是「加爾文主義認識論」或者「改革宗認識論」。同上書,7.參照普蘭廷加, 74-91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與《神學認識論》DKG 的立場很相似。與《神學認識論》DKG 同樣相似的還有《信仰與理性》FR 對於認識論倫理維度的關注。和我一樣,這些作者把認識活動(相信、知道、理解、推理)置於倫理的評價之下,同時把其他人類活動也都歸在倫理評價之下。我認為這一關切對於這兩本書都增添了「神學的」味道。不過在這裡也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差異。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強調的是認識的義務,而在《信仰與理性》FR 中,強調的是認識的權利。我關心的是我們應該相信什麼;《信仰與理性》FR 關心的是,我們可能相信的是什麼。但是這個差異並不很明顯,《神學認識論》DKG 偶爾也會出現各種可能性,而《信仰與理性》FR 偶爾也會思考義務的問題,但是二者強調的重點是有差異的。

無論是義務還是權利,兩本書更顯著的差別之處反映在對認識論倫理價值來源的看法上。我所相信的和正統的基督教信仰一樣,《信仰與理性》FR 的作者會在某種程度上把這一來源最終歸結於神的啟示,但是《信仰與理性》FR 卻並沒有指明這一事實。沃爾特斯多夫在他的導言,9 中承認了這一點。與此相反,《神學認識論》DKG 則專注於指出神通過聖經的啟示與人類知識的關係。

這些差異部分地解釋了兩本書在傾向上的不同。和范泰爾的作品一樣,我的著作是說教式的,或者說是「證道式的」。我根據自己對神的權威之道的認識來加以闡釋,把重點落在認識論的問題上。雖然我相信我的書是以哲學的方式來展開討論的,但是內容更像是神學,其中的術語通常也是按照神學來理解。不過我的確比范泰爾更接近哲學的表述,相比我前面所說的,《信仰與理性》FR 的作者傾向於神學。所以我認為兩本書增進了范泰爾傳統的基督教思想家和邏輯分析傳統的思想家之間交流的可能。

另外,與此相關的是,《信仰與理性》FR 在論證結論比《神學認識論》DKG 更嚴格、更精煉、也更讓人信服。《信仰與理性》FR 花費了更多的時間來詳細討論每一個細節。我本來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能夠使用更為嚴格的邏輯論證方式(儘管可能不能像《信仰與理性》FR 中的哲學家那樣熟練),但是我決定不這麼做,因為我認為這種風格會疏遠許多潛在的讀者,使本書過長,更重要的是,會分散《神學認識論》DKG 作為證道的影響力。

(2)信仰和理性的論證

a.證據論者的挑戰

現在,我們必須來考察《信仰與理性》FR 中的論證。也許它的主旨就是在於試圖回應他們提出的「對宗教信仰證據論者的挑戰」。同上書,5-7,24-39,137-40。「證據論者」(或許是信徒,或許並非是一個信徒)堅持認為除非信仰是基於證據和論證,即基於某種理性,否則接受一個信仰就是不理性的。在這種意義上約翰・洛克、大衛・休謨、W. K. 克雷福德、安東尼・弗盧、邁克爾・斯克裡芬,甚至託馬斯・裡德(他的立場在某一種意義上與《信仰與理性》FR 的立場相似)都被看作是證據論者。普蘭廷加把阿奎那視作是另一個例子(44-48)。不過,沃爾特斯多夫似乎並不同意這一點,堅持認為阿奎那(和安瑟倫)僅僅是想通過證據與論證來證明那些實際上沒有證據證明,卻被相信的事物(140f.)。依照沃爾特斯多夫的觀點,「證據論者的異議」是「現代性所特有的」(140)。另一方面,一個非基督教證據論者或許會論證說,相信基督教是不理性的,因為基督教沒有充分的證據的支持。對此,一個基督教證據論者或許會回應這種挑戰,並且論證說,基督教實際上是具備有力證據支持的。

b.傳統基礎主義

然而《信仰與理性》FR 的方法是要把證據論者的觀點視作是不合法的。首先這些作者論證說,這一異議是基於一種他們稱作「傳統基礎主義」的不可靠的認識論理論。同上書,1-5,47-63,又見前面所引用的沃爾特斯多夫《理性》一書。這一理論認為我們的信念大致被分為兩個範疇:基於其他信念的信念,和不需要基於其他信念的信念,後者可以被稱作「基本的」或「基礎的」信念。第一種信念可以通過它們與基本信念的關係得到論證,稱為非基本的信念,如果它是理性的,它就必須從基本信念中推導出來,或者起碼依靠基本信念的支持。基本信念通常被認為是像「1+1=2」,「我感到頭暈眼花」,「我看到了一棵樹」,(或者更謹慎地說:「我似乎看到了一棵樹」)這樣的信念,它們可以被稱作是自明的、根本的、不可矯正的,或明顯覺察到的。這種信念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確定性,因此不再訴諸於證據和論證。

在傳統的基礎主義中,宗教信仰在基本的信念中被排擠出來,因此認為是缺乏像其他一些基礎信念所具有的確定性。所以由於宗教信仰不是「基本的」,因此它們必須通過一些「相對基本」的信念來證明得出。因此宗教信仰(相對於「基本」信念),如果要成為理性的話,就需要證據、證明、論證。所以傳統基礎主義依賴於證據主義,普蘭廷加論證說這種關係反過來也是正確的:證據主義預設了傳統基礎主義同上書,47f.。

然而依照《信仰與理性》FR 作者的觀點,傳統基礎主義是錯誤的。沃爾特斯多夫論證說,不可能從基本命題推導出所有的人類知識:你不可能發現足夠的命題來構造一個「基礎」,而從一個基礎出發,無論你怎樣分析,你也無法推導出你全部的知識的總和。在《信仰與理性》FR 中,普蘭廷加指出,我們許多的日常信念(如「我已經吃了早飯」,「世界已經存在了5 分鐘以上」)不可能從自明的、或不可更改的命題中推導出來。而且他還提問道傳統基礎主義者確定基礎的標準是什麼?比如說把宗教信仰排除在基礎信念之外的理由是什麼?普蘭廷加論證說,基礎主義者的標準本身不可能在基本主義的基礎上加以論證,因為它既不是一個「基本的」命題,也不能夠從基本命題推導出來。同上書,59-63。這種論證已經有效地被用來反駁邏輯實證主義的論證原則。所以基礎主義是一個矛盾的立場,這一理論不能對「基礎性」的標準給出證明。

由於傳統基礎主義存在著這樣的問題,證據主義的觀點也就站不住腳。沒有理由將基督教信仰排除在基礎信念之外,不把它包含在我們認知結構的基礎當中。如果情況是這樣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在認識論意義上被許可)在不需要任何證據和理性的基礎上來信仰基督教。

c.基督教信仰經驗

埃爾斯頓繼而對基於「基督教信仰經驗」而信仰基督教的情況做了詳細的論證,認為其理性的程度一點也不弱於基於感官知覺相信物體存在的情況。同上書,103-34.他的論證支持了普蘭廷加的看法,事實上基督徒的體驗和感官知覺同樣都有權利被看作是基礎的。

d.沃爾特斯多夫的另外一個標準

沃爾特斯多夫的貢獻是給出另一種可能,對存在問題的基礎主義的理性標準進行替代。

一個人相信某個命題,那麼他的這種信念就能在理性上被證明是正確的,除非他有足夠的理由不再相信它。除非我們找到了否定我們信念的理由,否則我們所持有的信念就是理性的。在我們有理由相信某個命題之前,該命題並非是非理性的。這些命題是正確的,除非你能證明它們是錯誤的,在沒有被證明是正確的之前,它們並非是錯誤的。同上書163。沃爾特斯多夫確實看到了這一規則的一些例外,在隨後的幾頁裡,他更為技術性地論證了此規則,說明了這些例外。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深入探討下去。

使用這一標準,即便是一個相信窗外有鳥的三歲小孩子,他在理性層面上也能被證明是正確的,雖然當他被問起時,仍無法為證明他的這個信念提供任何理由,這種結論當然是與常識相符的。不同於證據論者的立場,證據論者會說,這個小孩子如果不能提供像樣的論證,就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所相信的。沃爾特斯多夫提出的標準,和普蘭廷加的論證一樣,保證了人們在不能提供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仍然有相信基督教信仰的權利。

e.南瓜大王(譯者按:美國動漫中的一個人物。英文名:Great Pumpkin)

當然我們必須指出,儘管我們的信仰「除非證明是錯誤的,否則就是正確的」,但是它仍然需要被證明是正確的。一個信念是「基本的」並不是說它是無誤的,或是不可更改的。對我們所接受的基本信念的證明不過是初步印象的,或「有問題的」。如果我發現有更好的理由讓我不再堅持先前的基礎信念時,我會在理性層面上論證放棄那個基本信念,哪怕它是關於神的信念。參照普蘭廷加,75-78,82-87;埃爾斯頓,111-13。

因此對於所有稱作是「基礎性」的信念,我們並不是註定要去接受它們。普蘭廷加曾討論過關於「南瓜大王」的異議,這種說法認為假如我們在理性上把神的存在看作是一個基本命題的話,那麼接受南瓜大王或其他任何信念作為基礎性的信念也是同樣理性的。普蘭廷加否定了這種說法,他認為如果我們有理由不相信這些信念,我們就可以拒絕這種信念。同上書,73-87。沃爾特斯多夫補充說,如果我們採用了武斷地相信任何事情的做法,我們實際上是採納了一種最不可靠的信念形成「機制」同上書,172。,因此我們應該拒絕這種做法,不通過它來形成我們的信念。

f.相信的基礎

我們看到一些否定的根據,就是讓我們對一些即使是以基礎性名義提出的信念,作出拒絕的根據。但是,是否存在著正面的根據,就是那些能讓我們相信某些命題具有基礎性的根據呢?或者讓我們依照這些根據,認定相信某些命題是沒有根據的?普蘭廷加回答說確實存在著正面的根據。他比較了宗教性的信念與基於知覺的信念。

展現在我面前的這種特別的方式(與此同時還有其他的情況)讓我獲得了某種權利去堅持與之相關的信念。這就是讓我接受這種信念的明證所在,如果我們願意,我們會說是這種經驗向我證明了堅持這種信念的正確性,這正是我信念得以證明的根據,引申開來,它也是我信念的根據。同上書,79。

他還對比了對他人思想狀況的信念和基於記憶的信念。對於前者他說:

假如某人表現出某種典型的疼痛的行為,我會認為他或她很痛苦。但是我並沒有把已經表現出的行為作為相信的證據;我並沒有從我所持有的其他的信念中推導出這一信念;我也沒有基於其他信念來接受這一點。而是我對於疼痛行為的知覺……構成了我形成這種信念的根據。同上書79,他的強調。他還提出了另外的「辯護-授權條件」,包括85f 的證詞。

注意區別:我們的基礎信念有的是根據,但這不是證據。隨後他又(在講到知覺信仰時)詳細闡述說:

讓我相信在我面前有一棵樹,事實上是基於這顆樹單純向我以某種方式的呈現,這就足夠了,證明這個信念並不一定需要我知道或相信或思考是什麼事物正呈現在我面前。同上書,86。

不過普蘭廷加並不想說論證與基礎信念完全不相關。對於一件事,某個論證或許可以說服我對基礎信念的潛在反駁是有問題的。當面對這一挑戰時,對其的駁斥無疑是與信念的證明有關的。這種論證並不能證明我的信念是正確的,但是它卻挪走了攔阻我堅持這一信念的一個障礙。同上書,82-87。普蘭廷加也不希望採取折中的說法,承認相信神的存在的基礎信念,是一種與「理性」相對的「信仰」(也就是說,這是「唯信主義」)。相反,他的意思是要把相信神的存在的信念放在傳統上被描述為「理性的陳述」的信念中!自明的命題、知覺的命題等等,通常被認為有著基礎性,因為它們是「理性的陳述」。哲學家們通常都對這種信念有著共識,認為僅僅因為相信它們合乎理性,所以我們就應該相信這些命題。換句話說,過去我們相信在他人的觀念中也存在著外部世界,是因為我們有一種自然的理性傾向也讓我們這麼做。普蘭廷加發現這和加爾文對神的存在的看法相似,加爾文很確定地認為對於神的信念是神深植於人內心的一種普遍啟示,每個人都自然地傾向於相信有一位神。這種普蘭廷加的加爾文主義,認為相信神是依靠理性,而不是依靠信仰!(很有趣,這也意味著「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對於理性具有不同的概念,因為一個無神論者不會通過他理性的陳述接受有神論。)同上書,87-91;引用部分在第90 頁上。

g.處境性理性

對於信念的證明有一點很重要,我們要看到這其中有著個人變量的因素,沃爾特斯多夫這樣說:在我年輕的時候,有一些東西對我是理性可信的,而當我年老的時候,這些東西對於我來說就不再是理性的,不能夠讓我相信了。而對於一個一直處在傳統部落,從來沒有與另外一個社會或文化有接觸的人來說,會有一些在他看來是理性可信的東西,而這些信念在作為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的我看來則是不理性、不可信的。信念是否理性要放在處境下來確定,即放在歷史的、社會的處境中,更狹義地說,放在個人的處境中加以確定。長久以來哲學家養成一種習慣,抽象地、脫離特定模式地提問關於相信神的存在是否理性,相信有外部世界的存在是否是理性,以及相信其他人的存在是否是理性的問題等等。這就導致了一大堆讓人困惑的問題。正確的問題只應該是這樣: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環境中的有著某種信念,這種信念是否理性可信。理性與否總是依情況而定的。他的一個重點。比較他對齊碩姆(147)的評論。普蘭廷加論證說即便是傳統的基礎主義者也不可避免地認為現實是「處境性的」。他指出在阿奎那看來,一個命題對於一個人或許是自明的,而對於另外一個人則不一定是(56f.)。

所以,對於沃爾特斯多夫來說:沒有興趣再多花時間考慮證據主義是否站得住腳,看起來事情很可能確實如此,然而人們真正關心的,以及問題的重點已經轉變成了對於特定的個人,比如你、我或者任何一個時刻相信神存在的人,其信念是否理性的問題。然而事實上無法籠統、抽象地來回答,特定的個人懷有這種信念是否理性的問題,回答它只能通過細察信仰的個體及其信仰體系,以及深入瞭解他使用認識能力的各種方式後才能做出回答。同上書,176.

沃爾特斯多夫相信即便是神存在,某些人不相信他的存在或許仍是理性的。同上書,177.如果某人聽到了反對神的存在的論證,但是卻不能夠反駁他們,那麼對於他來說相信神的存在仍是不理性的。不過他仍然可以這樣來相信神,只不過這種信念是非理性的!

也許,即便是對於一個人來說是非理性的,這個人也應該堅持相信神的存在。也許這是我們的責任:更堅定地相信神的存在,超過相信一切與之相矛盾的命題,並且(或者)超過相信確實有某個命題與之相矛盾,……也許……有時某人對神存在的非理性相信是一種考驗,需要他的忍耐?這也是未可知的。同上書.

(3)麥維洛狄斯的修正

a.積極的護教學:為什麼不呢?

對於這一點,最好把麥維洛狄斯的文章引進討論。麥維洛狄斯有點不同意普蘭廷加、埃爾斯頓和沃爾特斯多夫等人的共同立場。儘管他承認,依照這三人對於「理性」的定義,這三個人已經表明基督教的信仰是理性的,但是他建議還應該再多提出一些重點。「說服某人相信神是合乎理性的,並不等同於給他一個相信神的理由。」同上書,195. 如果這樣話,一個無神論者或許可以被普蘭廷加等人說服,相信基督教信仰是理性的,而同時(理性地!)堅持他的無神論。普蘭廷加的論證的確消除了一種可能的不相信基督教的理由,但是它確實沒有給出一個相信的理由。

麥維洛狄斯追問道,為什麼這些人接受消極護教學(反對駁斥)的有效性,但是卻否認積極護教學(給出理由)的價值。他指出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對於普蘭廷加的團隊來說這些信念不需要理由,因為它們有「基礎性」。不過他指出在對克拉克・平諾克的《足夠的理性》一書的評價中,沃爾特斯多夫(奇怪地)採取了一個全然不同的立場:不再需要證據,因為非信徒已經有了足夠的證據,但是他仍然拒絕接受。「或許」,麥維洛狄斯評價道,「(這種不連貫性)代表了改革宗思想中的一個深刻的矛盾心理,一種在堅持相信神是由許多證據支持和堅持相信神不需要任何證據的矛盾態度,他們有著這兩種立場中間搖擺的傾向。」同上書,198.不過,他似乎認為沃爾特斯多夫評論中的解釋更有可能僅僅是一個意外,他實際的立場並不是說基督教信仰應該由證據加以保證,而是說像世界的設計這樣的事實能喚起我們內心一種自然的傾向去相信神,而這一點是非信徒在罪性中一直拒絕的。同上書,199.而且,麥維洛狄斯堅持說,沃爾特斯多夫實際上承認消極護教學的合法性。如果非信徒在罪性中使用理性來反駁積極的護教論證,為什麼他就不能反駁消極的論證呢?積極地強調證據確實是一種與理性化爭辯方式。而如果沃爾特斯多夫(及其同事)願意既使用積極論證,又使用消極論證來為基督教信仰的合乎理性進行辯護,為什麼他們不同意使用同樣的多元論證來為這種信仰的真理性進行論證呢?同上書,199-202,204f. 難道是因為這種論證受個體差異的影響,不存在一種能夠對所有非信徒都有效的論證嗎?但是,如果我們使用經過調整而符合特殊個體需要的論證,這又有什麼錯呢?同上書,204-8. 畢竟我們大部分人都對真理,而不僅僅是對(普蘭廷加意義上的)要記住,在普蘭廷加-沃爾特斯多夫意義上,所持的各種信念可能是理性的,但卻未必是真實的,反之亦然。在前面我所引用的那本書(由德萊尼所編)中有麥維洛狄斯的一篇文章,他在「理性導向」和「真理導向」的方法之間做出了區別,並且直接做出了評價:「如果硬要我選的話,我認為每次我都會選擇真理,而不是理性。」(33)理性感興趣。麥維洛狄斯建議說,有一些程序可以讓我們更接近於真理,而不僅僅是讓我們接受我們所遇到的每一種理性的信念。或許人們並不能證明說這些程序(知覺、邏輯推理等等)是可靠的,但是事實上,我們確實對於依賴它們有一種「自然的傾向」。所以,人們能夠重建自然神學,嘗試來展現人自然的信念形成機制所產生的信念包含著潛在的基督教信仰真理。既然沃爾特斯多夫和普蘭廷加建議我們相信這些「自然機制」,並且讓我們根據其來建立我們的「基礎」信念,那麼他們對於這樣一個程序又會有什麼異議呢?同上書,208-14.他們或許會這樣反對說對:在證據基礎上接受的信念,在信仰上並不具有確定性,因此它不過是暫時且不穩定的。但是麥維洛狄斯懷疑是否對所有的情況都是一樣。如果一些信念是人們通過論證接受的,為什麼他們不能夠對這些信念有完全的確定的相信呢?難道是因為這些論證涉及的不過是可能的情況,所以只能部分地接受嗎?但是按照沃爾特斯多夫和普蘭廷加的看法,甚至是那些毫無證據的信念都有理由得到我們完全的信任!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相信建立在部分證明基礎上的信念比起那些完全沒有證據證明的信念,有著更低的可信度?

b.「基礎的」和「非基礎的」的信念是截然不同的嗎?

因此麥維洛狄斯既同意普蘭廷加和沃爾特斯多夫的我們可以不要任何理由就相信基督教的觀點,但是與此同時,他卻不同意他們對於積極護教學的拒絕。他還指出了一點,非常重要,儘管沃爾特斯多夫和普蘭廷加對傳統的基礎主義有很多的意見,但他們仍然在基礎主義的框架內來繼續他們的研究:他們把所有的信念都看作是「基礎的」,或「推導出來的」。但是,真的是那麼簡單嗎?

對於這本書的有神論讀者,可以在自己身上嘗試以下這個試驗,這將會是非常有幫助的。停頓片刻,思考你所相信的神存在的信念,認真地面對這個問題……你的這一信念……是否是建立在你所持有的其他信念之上的?如果是的話,那麼其他信念是什麼,相信神的存在的這一信念是怎樣基於這些信念的?(比如說,它們包含了它,或者是它們有可能推導出它,或者是其他?)同上書,203.

麥維洛狄斯懷疑(我也確實這麼認為)對於我們大部分人來說,這一問題是沒有一個清楚的答案。這一事實表明,在「基礎」信念和「推導出的」信念之間的比較,過於簡化了認識論所面對的情況。

(4)我的回應
總地說來我的回應是贊同《信仰與理性》FR 的「改革宗認識論」的,尤其贊成麥維洛狄斯的修正。他們對認識權利的說明有益地補充了我自己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對認識義務的說明,(我相信,反之亦然)。不過我還是希望對一些問題再做一些分析,於是形成了以下的評論。

a.根據與理由

普蘭廷加所主張的基礎信念有「根據」而無「理由」存在著某種矛盾,其定義也有一定的問題。在我的字典裡證據和充足的理由同義於根據,而作為術語,基礎又同義於理由。普蘭廷加顯然希望把理由限定在「有意識闡述的理由」或「論證」上。不過我認為把這一術語定義得這麼狹窄毫無必要。通常即便是某個人沒有,甚至不能闡述其理由,我們依然說他有產生某個信念和行動的理由。動物也有理由去相信它所相信的事情,這個說法並不荒誕,比如說「我的狗認為球在灌木叢中的某個地方,因為她認為我沿著那個方向把球扔出去了。」這種說法就是合理的。

不把理由一詞像普蘭廷加定義地那樣狹窄是有價值的。因為在經闡述的理由和沒有經闡述的理由之間,界限並沒有那麼截然分明。或許普蘭廷加等人所認為的理由(或者說情況似乎是這樣)是一個依據他們的高標準的關聯推理。如果我要寫一篇和《信仰與理性》FR 中的文章一樣嚴格和使人信服的哲學論文,要為信仰作出清晰的論證,那我也會忍不住要說基督教不需要論證。確實,我很有可能忍不住要說,為基督教信仰的辯護是一件完全不同於論證的事情。當我問一個孩子為什麼他認為是早晨了,他會指一指正在升起的太陽,這是經闡述的理由還是未經闡述的理由?當我的小狗表現得好像它認為灌木叢中有球,並去嗅時(如果你願意接受的話,這表明其信念是根據氣味),它的理由是經闡釋的,還是未經闡釋的?進一步講,我懷疑我們理由的闡述(包括邏輯科學)是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合乎理性卻未經闡述的感覺得以產生的,正如我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所討論的那樣,形式邏輯是基於非形式邏輯;形式邏輯嘗試系統化地實施以及評估我們「自然傾向」的結果,從而堅持理性的信念。

普蘭廷加和沃爾特斯多夫似乎認為在接受自然傾向的結果與接受論證基礎上形成的結論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差別。他們認為在知覺性知識中,並不是我們的知覺經驗指示著客觀物體存在的可能,而是當我們面對這種經驗時,我們就有一種自然傾向,讓我們相信這種物體的存在。他們認為對於基督教信仰來說,這一點也同樣是正確的。但是如果論證不是將這種自然傾向付諸於語言表達的一種嘗試,那麼論證又是什麼呢?難道理性本身(這裡被認為是人類從前提中得出結論的能力)不就是這樣一種自然傾向嗎?難道我們會因為自然傾向的這種情況而不接受我們信念的邏輯內涵嗎?回應證據是一種自然傾向,而證據所指向的資料也參與到了我們的自然傾向當中。這樣看來麥維洛狄斯所提到的沃爾特斯多夫的「意外」就沒有什麼令人驚奇之處了。我們常常完全自然且恰當地把那些刺激我們傾向,讓我產生某種信念的事物當做「證據」。(我說「常常」,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這種刺激都能構成證據。見麥維洛狄斯在那本書上的反例。雖然並不是所有這種刺激都能構成證據,但是所有的證據當通過它們產生信念時,就構成了這樣一種刺激。)如果按照我的理解來定義理性,普蘭廷加-沃爾特斯多夫的理論就變成了這樣:基督徒的信仰並非根據那些被闡釋了的理性,而是根據那些未經闡釋的理性。這樣一來他們的理論就失去了說服力,我想不出有任何好的理由去堅持它。基督徒的信仰確實是根據理性(我的定義),不管這個理性是否被表達出來。

不過他們廣義的觀點依然成立,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重述它:對於相信神,我們有認知的權利,即使當我們這麼做時並沒有明確(相對的!)且能夠被闡述出來,清晰的或相關的理由。我認為麥維洛狄斯在其《對神的信仰》(1970)見前面的引述。中所給出的解釋是最恰當的,他指出了「擁有一個理由」與「給出一個理由」之間的區別。與其說我們擁有一個「有根據但沒有理由」的基督教信仰,不如更清楚地說我們可以「擁有」理由,即便是我們不能「給出」理由。我很奇怪這一定義在《信仰與理性》FR 中為什麼並沒有發揮重要的作用,我認為它表達了作者想說的內容(它比《信仰與理性》FR 中的那些術語要好很多)。

所以證據主義者堅持信仰要基於足夠充分的理由,並且讓「信仰與證據均衡」並沒有錯。其錯誤只是堅持這些理由應該得到明確地闡述,甚至這種闡釋還需要以反對的一方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

b.處境性理性與客觀的理性

一旦我們排除了普蘭廷加對於根據和理由的嚴格區分,通往理性更「客觀的」概念的大門就打開了。讓我們回憶沃爾特斯多夫特別提出了「處境性」理性的概念。他說「抽象地」問相信某一命題是否理性是錯誤的,我們只能問某一個具體的人在某一具體的環境中(或者更寬泛地說,對於某一具體類別的人在某些環境中)相信某一命題是否是理性的。

這裡處境性理性的概念非常重要。不同的個體在認識的權利和義務上或多或少都會有不同。比如說我有義務知道我在西敏神學院上課的時間和地點,而我週歲的兒子賈斯汀卻沒有這樣的義務。但是也有對每個人都一樣的認知的權利和義務:每一個人都需要知道神,需要知道神對他們的旨意,知道他們的罪需要神的赦免。並且我們所有人都有義務按照智慧的方式來生活,這就包括在我們所有的認知活動中信靠神。因此我要說這就在我們所有的思想中預設了神所啟示的真理。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沃爾特斯多夫所提出一種可能的義務「也許這是我們的責任:更堅定地相信神的存在,超過相信一切與之相矛盾的命題」《信仰與理性》FR,177。假如這種義務存在的話,它只屬於某些人嗎?我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已經表明,我相信它確實存在,而且它屬於任何一個人。而且如果每一個人都有義務相信神,那麼當人們這樣來相信時就是合理的。所以有一些信念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義務,並且是合理的。同時也有一些信念對於某些人來說是義務且(或)合理的因個體而異的認知義務與認知權利依賴於那些我們所共有的認知義務與認知權利。在我們人類生活所有領域,包括認識領域,具有終極權威的是聖經。所有的人類行為和信念如果要被證明是否合理的,只有通過聖經以不同的形式來加以證明,這一點我在《神學認識論》DKG 中已經討論過。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理性對於所有人都是一樣的:一個信念如果它遵守聖經所提出的規範的話,那它就是理性的。在另一種意義上,理性對於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因為聖經的規範對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況,應用也是不同的,對此我曾通過處境性和存在性視角的觀念做出過解釋。但是個體意義上的理性依賴於普遍意義上的理性,聖經最終確定了怎樣在具體情況下運用理性。所以當我們忠心地為我們特別的呼召盡忠時,並按照神話語的規範來建立我們個人的信念時,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只是在按照普遍理性來行事。而處境性理性就是普遍理性的個體應用。

在這種基礎之上,理性和真理能取得一致嗎?當然,依照《信仰與理性》FR 的方法,一個錯誤的信念可以在理性上被證實,而一個真實的信念卻有可能無法在理性上被證實。簡單地定義「理性的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