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蘭姆 / 神學認識論
第十章 存在性視角——神學家的資格
在我們關於方法論的討論中,我們把關注的重心放在聖經和神學研究的工具上。現在我們需要把注意力投向神學家人性的層面。
A.神學的人格主義
有些人認為神學和科學極度類似,或認為神學是一種傳統的學科,這種人往往很難看到神學具有強烈的人格特質。這種人格主義可以從以下幾點思考中得到證實。
(1)神學是一個人關於最深層預設信仰的表達和應用。因此神學家不可避免地在一些私密的層面上向他的讀者敞開了自己。
(2)神學(希臘文didache 意為使徒的論述)是教會的一項事工,所有的信徒在某種程度上都對其有著實踐,同時教會蒙召的全職工人也負擔著此責任。教導職任的資格包括對福音的認識,還包括溝通的各種技巧,特別是作為基督徒的品格(見下面C 部分)。沒錯,對神不敬畏的人也可以從事神學研究,實際上所有的人類行為都是對神的道的回應和應用。要記住神的道不僅通過經文啟示,而且還通過自然啟示(羅1:18-32),這一點在第一部分已經討論過。這種應用可能對也可能錯,這樣就帶來了好的神學和壞的神學,無論怎樣,它們仍然是神學。但是好的神學,即神學本來應該具備的實質,只有成熟信徒才能形成。所以,神學家個人生命的敬虔與他的神學著作的可信度密切相關。(3)有很多因素支配我們的預設,其中包括:理性、感知、情感等等。在本質上,最終極的預設是宗教性的。如果一個人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了支撐其神學的預設中,那麼這等於說他把的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傾注在了這種神學上。
(4)這種預設影響了我們對聖經的認識,因為在我們讀聖經的時候總會尋求來證實我們的預設。這被稱作「釋經學的循環」。這種形式的循環論證,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在聖靈的引導下,它不會成為一個有害的循環。進入神的道能夠讓我們的預設被提煉。反過來,當我運用我們被提煉後的預設來解釋聖經時,我們會更加清楚地理解聖經。然而,如果沒有聖靈的工作,這種循環就會是朝著不好的方向發展:壞的預設扭曲了聖經的意義,這種被扭曲的意義又導致了更壞的預設,如此反覆。所以有時當我們看到有些看起來對信仰認真、思想深刻、「追求真理」的人竟處在異教信徒行列中時,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有時甚至會在專業的神學學者中間找到他們)。他們的結論似乎不可思議地遠離真理,因此我們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到順服和知識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對比第一部分)。
(5)我們通過神學獲得的知識,就是對關於神的知識,有著很強烈的個人化的特質。由於神是看不到、聽不到、也是觸不到的,所以這種知識不能通過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獲得。伊恩・蘭姆塞使用了一個法庭的場景來進行說明,在這一場景中,所有事情的發展都是去人格化的,所有的個人都是用頭銜來稱呼(「國王」「被告」「起訴人」「尊敬的」)。讓審判官驚訝的是,當他抬起頭來發現「被告」竟是他失散很久的妻子時,突然之間,整個法庭氣氛完全改變了。不同氣氛並不是可以看到,可以聽到的,而是一種進入到記憶、過往的歷史、情感、失意的情緒當中的處境。伊恩・ 蘭姆塞,Religious Language (New York:Macmillan ,1957),20ff。用蘭姆塞的例子來說明基督教的特質可能會造成一定的誤導(蘭姆塞可能就是如此使用的)。基督教並不僅僅是圍繞著純粹的自然事件的某種人際關係的氛圍。比如說,復活並不僅僅是信徒對耶穌受死前與他們關係的回憶,復活是一件發生在時空之中的神蹟。復活的耶穌既能被看到,也能被聽到、觸摸到。但是蘭姆塞的例子確實也表明了在所有神學中,所表達的一些相同東西,即使神學都會對復活及其他神在歷史中偉大作為進行描述,但所有的神學都會帶出一種作者與神之間個人的關係,即盟約的關係。那個從死裡復活的耶穌是「我的主、我的神」(約20:28),並且我們在他裡面一同復活(西2:12f.;3:1)。
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會對某些在神學領域嘗試性的對話感到不舒服。比如說,把耶穌身體的復活說成是「屍體的復甦」似乎就很有問題。而有些自由神學的神學家卻認同這一點,其目的是為了支持他們認為耶穌只是「靈性」復活,身體則已經死亡的觀點。他們會這樣說:「毋庸置疑,耶穌的復活和他屍體的復甦沒有必然的聯繫(注意這裡的否定的謬誤)!」然而,基督徒之所以對「屍體的復甦」這樣的表述表示遲疑,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心裡對復活的字面事實或物理特性有疑慮。我想原因更有可能是「屍體的復甦」這樣的表述不是一種立約性語言。它不是一種關於個人關係的語言,不是一種愛的語言。它沒有能夠包含整個聖經教導的神學豐富性,它把復活從其自然情境中抽象了出來。
命題性語言對於神學來說是很重要的,神學傳遞著有關神的信息。布魯納和其他人認為命題性的知識削弱了各種關係中間個人性的特質,這種看法是荒謬的。獲得有關某個人的信息通常會加深我們與他的關係。不過,好的神學語言永遠不僅僅是命題性的;它同時也是對愛和讚美的表述。傳道人和神學家都需要把這一點牢記於心,免得自己在描述神、鼓勵信徒時,所說的都類似於醫學術語,儘管這樣來述說神並不是錯的,或是有罪的。抽象是必要的,我們之前就看到了這一點。但是缺乏平衡卻會導致人們(以及傳道人)養成一種壞的思考和生活的習慣。神學中的人格主義是勸勉、教導的一種方式。如果我們否認這一點,我們所接受關於神真理的教導就不是整全的。
我知道一些神學教授,他們非常熱衷於捍衛神學的科學特質和學術尊嚴,因此他們事實上是禁止在神學著作中使用個人性參考的。他們不允許作者提到自己或其他人(當然除了他人的觀點以外);他們認為,這樣的神學在構建的過程中就排除了個人化的觀點。然而這些神學家極力迴避某些危險的做法,本身就蘊含著危險。比如說,當我們用訴諸感情的論證來形成結論的時候,確實會有造成錯誤的危險,並且那些出於個人感動的神學寫作,通常要比那些關注神學議題的論述,更容易出偏差。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神學中即便是訴諸情感的論證也有其合法存在的理由,「神學議題」並不能與「個人」截然分開的。人們的觀念與他們的名譽和性格密切相關(神的道就與神自己的屬性有關)。在神學中很難避免提及個人。即便是最具學術性的神學也是個人與神的靈性關係的表達。如果有神學離開了對個人的提及,那麼它將是一個沒有靈魂的神學。
(6)神學和護教學中說服的本質也成為人格主義的一個證明。正如我們在第二部分所看到的那樣,這門學科的目的不僅僅是要建立有效、合理的論證,而是要說服人、勸勉人,它的目的不僅僅是要人們在頭腦上認同,而是要幫助他們從內心深處,在愛和喜樂中來擁抱這樣的真理,從而激勵他們在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把真理活出來。所以神學必須是「人格化的」,它不僅要表達神學家的人格,而且也要影響到它聽眾的人格。
B.論心
神的知識是一種心的知識(見出35:5;撒上2:1;撒下7:3;詩4:4;7:10;15:2;賽6:10;太5:8;12:34;22:37;弗1:18 等)。心是人格的「中心」,是自我最本質的特徵。聖經告訴我們它是我們思想、意志、態度、言論的源頭。它同時也是道德知識的所在。在舊約中的語境中,良心一詞可以很好地與心這個詞相互替換(見撒上24:5)。
因此心的墮落就意味著離開了神的恩典,人類對於神是處在完全無知的狀態中的(第一部分)。只有神的恩典,外在地修復了我們的心,從而也恢復了我們對神的認識。這種知識是屬於神聖約的子民的,它和信徒的順服是聯繫在一起的。
這種事實的含義之一是:信徒關於神的知識與他的敬虔密不可分。前者是聖靈在信徒重生的時刻賜下的,後者也是出於聖靈。在聖經中,教導事工(神學)的資格主要集中在道德方面(提3:1ff;彼前5:1ff)。所以從事神學工作的資格不僅僅是依賴於命題性知識,或邏輯、歷史、語言溝通的技巧等等(這些方面,無論是信徒還是非信徒在很大程度都是相同的),這種資格也有賴於神學家的品格(在第一部分中,我們看到聖經是如何將知識和順服聯繫在一起的。)。
第二個含義是,認識神不是通過某一個感官,或是其他的能力,比如我們的理性或情感,而是通過心,即我們的全人。神學家去認識神是通過他所有的一切,就是神所賜給他的一切能力和才幹。理性、感情、意志、想象力、感性、自己獲取的以及聖靈所賜的各種能力和技巧,這一切都需要投入到他認識的過程中。我們所有的能力,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會參與到對神知識的獲取中。所以在下邊幾個部分,我將回過頭來以更詳細的方式討論這兩層含義:神學家的品格和神學家的能力。
C.神學家的品格
在第一部分我們已經看到神的知識是如何與信心(約壹1:40)、愛(林前8:1ff.;)和順服(耶22:16)緊密相連的。但是這些被救贖生命的品質難道與神學方法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嗎?換句話說,這些品質是否確實影響了我們對於神的認識?或是我們如此提出這個問題,僅僅是為了聽起來很敬虔的原因?我相信這些品質確實發揮著作用,聖經不會毫無理由地將知識與順服聯繫在一起。知識與順服的聯繫是非常有意義的,因此需要把它應用在具體的神學研究中。愛德華・約翰・卡內爾在其著名的護教學著作The Kingdom of Love, and the Pride of Life(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 Co., 1960)44ff。遺憾的是,這本書已經脫銷。一書追循著克爾凱郭爾的路線,這樣評論,超然中立的態度經常在科學和哲學中被推崇,但它卻不能讓我們看到個人獨特的內涵。要認識一個人的主觀性,必須首先與其建立個人的關係,從而才能有人與人之間的彼此發現,才會有交流。我們認識神當然也是如此。我們越愛神,神就越讓我們認識他的啟示。在我們努力理解、評價和應用其他神學家著作的時候也是如此(很多領域的神學著作就是這樣形成的)。
因此聖經教師的資格從很大程度上關乎他的品格(提前3:2-7;提後2;3:10-17;雅3;彼前5:1-4)。教師應該是值得效法的,如效法保羅(終極意義上是效法耶穌,林前4:6;11:1;門3:17;帖前1:6f.;2:6;帖後3:7-9;提前4:12;多2:7;來13:7;彼前5:3)。請注意聖經出人意外地關注保羅個人對教會的探訪(羅1:8-17;15:14-33;林前4:14-21;5:1-5;林後7:5-16;12:14-13:10;加4:12-20;弗6:21f;西4:7f f.;提前3:14f.;提後4:6-18;多3:12-14;來13:7f.,22f.;約貳12;約叄13f.)。教會在這些使徒個人的走訪中所學習到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這並不是我們能通過聖經看到的。
聖經的含義就是對它的應用,所以教導聖經最好方法就是通過傳道和生活(也就是示範)聯系在一起的見證。使徒向我們示範了神的選民是如何應用聖道的,這自然是神學教導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並不是聖經教師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值得效法(甚至並不是每一個使徒的行為都是規範性的——加2:11-14)。但是聖經教師的生活需要達到一定的敬虔,從而能夠足以體現他所教導的含義,他的生活方式一定是與這個世界犯罪的生活方式迥異的。
所以藉著神的恩典,神學家的品格使他具備了一種值得效法的生活榜樣,而這對於他教導基督真理的事工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即便是我們有意迴避這方面,單單考慮在話語層面的神學,我們也會發現這與神學家品格聯繫也特別地緊密。我不樂觀地認為神學中充斥大量的模糊、謬誤和膚淺,神學家品格方面的缺失造成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一點也不亞於他們在知識方面的不足。假如神學家能夠對那些持不同認識的人以及他們的讀者多一點愛心,對於自己的知識水平多一點謙卑,在真理的追求過程中有多一些深入,對公平和誠實多一點單純,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可以避免的。從這些角度出發,我們可以來認識一下那些最為糟糕的神學實踐。(1)首先,對持不同認識一方的觀點按照最糟糕的方式進行解讀,而不是從努力詮釋對方的方法出發,去尋求對方觀點的合理性,甚至是正確性。一般來說這種作法會招致絕對的敵意,並且會矇蔽這樣做神學家,讓他看不到更多友善的(同時在理性上也是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們常說的「稻草人」論證(即你所反對的並不是你的對手真正所持的觀點,事實上,很可能沒有一個人持那種觀點),它總是削弱而不是加強神學家反對其對手的論證。的確有時神學家按照「最糟糕」的方式來解讀他的對手,這種方式有可能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只有在所有可能的方式都失敗之後,才能把這種詮釋作為最後訴諸的手段。愛是「不輕易發怒」(林前13:5)。我們只有在認真地察驗真理之後,才能夠對他人進行批評。(民35:30;申17:6f f.;帖前5:21;提前5:19)。
(2)神學的另一個大敵是對某些特定的受眾呈現出比實際更為正統的樣式,故意隱藏一些自己所處立場中具爭議性問題。異端在慕道友面前常常裝出一副福音派信徒的樣子,只有經過一段時間這些慕道友才會發現這些異端的問題:他們或信奉多神,或否認基督的神性,或崇拜異端機構中的個人偶像,或禁止嫁娶。在最初的階段,一個人只瞭解到異端最好的方面。但是到了後來,在經過了一些教化之後,他才瞭解到了這種差別,對於異端是這樣,然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神學主流中。神學家通常盡其所能地想表明他們的觀點要比他們的對手的觀點更符合聖經,但是到了後來(或很短的時間之後)直到傳出一些不和諧的消息之後,人們才發現他們早已拋棄了正統的教義和聖經的教導。有時這種爭議性的觀點以非常隱秘的方式夾雜在傳統的福音真理中間,以至於人們很容易在不經意中就接受這些異端的說法。比如說,巴特的大部分作品都與福音主義,甚至是與改革宗神學無法區分開來。不過,一旦你放下他的通俗作品,而讀他的《教會教理神學》時,你就會瞭解到對於巴特來說人與神的區別消失「在基督中」,除此以外,神只保留了一種名義上的「自由」,在這種自由中,他可以放棄他的神性。當然,一個神學家確實沒有義務在其通俗著作中表達其所有爭議性的看法,這些看法中有一些過於技術化,並且也很艱深。但是有時候這種讓某個神學家看起來(在教會法庭中,在神學新生面前,在教育機構的支持者面前)比實際的狀況更加符合正統的作法確實更像是一個陰謀(由這個神學家和其支持者共同謀劃的陰謀)。的確,有時候某些神學家呈現出某種矛盾,他們對待一些受眾表現出儘可能的保守,然而對於另外一些人,他們的想法是那麼地激進和與眾不同。通常我們一定會在這種做法中看到聖經所不喜悅的那種「討人喜悅」的取向。
(3)將上面這種情況反過來看也一樣是真實的。在解釋對手觀點的過程,神學家或許只會把對手立場中最具爭議的或最讓人討厭的部分表達出來。通常在倫理性的文章中,作者為了攻擊某一傳統立場,會舉出一個極端的(經常是假設性的)例子,對此很難使用傳統的觀點,或為傳統觀點作辯護。然而人們似乎沒有察覺到所有的倫理立場都有不同的困難。你無論選擇哪一種原則都會遇到不適用的情況。那些非傳統的倫理學家所採用的方法在某些情況中也會遇到難以適用的情況。
經常神學家會使用一些對立的觀點來攻擊他們的對手,而這些反對問題在早先已經得到了回應,因此對方有意地予以忽略。對於一些沒有經驗的讀者來說,這就造成了一種假象,好像那些被反對的人沒有回應這位神學家提出的反對觀點,而事實上卻恰恰相反。威廉・霍登指控說那些持守聖經正統觀念的人,否認了神會在今天的時代中給人以帶領的可能性。「啟示的本性」,載於M. Erickson 所編的The Living God (Grand Rapids:Baker Book House,1973),178. 他根本沒有提及在正統教義中所反覆作出的明確解釋,就是神仍通過其無誤的聖經向我們今天的人說話,藉著他聖靈的大能讓他的話成就在我們生活當中。所以霍登給讀者傳達了一個錯誤的印象,讓讀者誤認為正統教義對於他提出的問題沒有給予回答。這種忽略只會使他的討論更加膚淺,因為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沒能夠回應對手立場當中最強有力的部分。
正如在(1)中我們看到了神學家對於其他人觀點的詮釋方式,以上的做法違背了聖經的忠告「要存心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在這些例子中,這些人以其最壞的方式表述著別人的立場。這不是我們需要效法的基督之愛。我們要記住,我們以什麼方式評判人,我們就以什麼方式被評判(太7:1-5)。所以,我們不應該苛刻地要求別的神學家,從而讓我們自己的想法不受那麼苛刻的對待。
(4)當神學家用非傳統的模糊語言來表述傳統或正統的觀點時,一種常見的模糊性就會產生。因此無論他的觀點有多麼地激進、新潮,都會以一種正統的方式呈現。比如說,保羅・蒂裡希就指出,正統的傳統認識到了在描述神的時候。它的符號存在著一些不足。把神說成是「有位格的」就是一種符號性的表述,位格的含義遠遠不能概括神。基於這個事實,蒂裡希推論說,用非人格化的語言來描述神至少不次於人格化的語言。但是他卻忘了指出,一些正統信仰的代表,如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以及教會信條(更不用說聖經本身)都毫無例外地傾向於人格化的語言,並且對將神與非人格話語聯繫在一起的教義(如泛神論)作為異端來批評,而這種異端正是蒂裡希所喜聞樂見的。通常關於聖經的正統教義也以這種模糊性的術語表現出來(如「聖經是出於神」)比較,例如,G. C. 伯克威爾Holy Scripture (Grand Rapids:Wm. B. Eerdmans Pub., Co.,1975),142ff.「聖經源於神」一文中,很少提到聖經。各卷書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源於神」。,這種表述或許可以與任何形式的現代聖經評論共存。(5)有些神學家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他們的看法是另一個人(或另外一群人)的唯一選擇,這種觀點顯然是招人反對的(見第8 章,H,(4))。通常這種斷言明顯就是假的,因為沒有人會相信發出的斷言的神學家對自己這樣的錯誤沒有意識。
(6)有時某位神學家為了攻擊別人的觀點,只是單單地提出自己的觀點,甚至對於那些潛在支持對手觀點的論證都不加考慮。這種做法對於其對手來說當然是不公平的,它把自己的立場放在了不當的位置(如上述(1)或(3)中)。如果為了說服別人採納你的看法,你就必須不僅論證自己的觀點,還應該駁斥你的對手形成結論的論證。如果不這樣考慮的話,你自己的論證就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這再次提醒我們愛和說服力聯繫地是多麼緊密。
(7)通常神學家在瞭解對方的觀點之後,可以正確地找到其中的錯誤,但是他們對這種錯誤的發揮卻超出了當有的程度。因此小差異會被製造成大分歧,神學爭論會成為教派之分。這與聖經的教導是有著怎樣的差異啊(見約17:11,22f.;林前1:11f.;3;12;弗4:3-6)!在神面前我們有義務不誇大差異的重要性。在新約中有些教義的差異(比如關於吃素食、守節期以及拜偶像的事物,等等——見羅14;林前8-10)處理得相當溫和,有矛盾的兩方出於彼此相愛的要求而作出共同的選擇,不會訴諸於教會的紀律。還有一些問題(如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攻擊的猶太化)比較嚴重,因為它們會危及福音的核心思想。能夠認識到這種差異,並對其進行合宜的處理,在神學上和屬靈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積極地說,我們必須在愛中進行神學思辨(弗4:15),這種愛能夠教導和促進合一,而不是分歧。神學應該儘可能尋求促進兄弟之間的和睦,即便是在不同的教派和神學傳統中也要竭力地保守合一。我們的「多視角」方法對於處理這些問題,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備選方法。有人建議(這我要歸功於溥偉恩),要在你對手處於優勢的地方來建立你的論證。即便是最糟糕的神學也有其可取之處,其中的一些關注點也是符合聖經的。比如阿米念主義(我是加爾文主義)特別強調人決定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的決定具有永恆的意義。加爾文主義的信徒會藉助這種阿米念主義的優勢來向其信徒表明,只有在加爾文主義的框架內才能達到阿米念主義所希望證明的。他們會這樣說,沒錯,人類的決定具有永恆的意義。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畢竟人是宇宙中是多麼渺小的一種動物。為什麼他的決定會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即使這種影響是對於他自己的生活?原因就在於神已經宣告這種決定是有意義的(到此為止,阿米念的信徒都是同意的)。但是神的宣告是一種強有力的宣告,他以聖約來支持這種宣告,他使得我們的決定有意義。他向人類宣告,每一個相信的人都將得救。不然的話,關於信仰的決定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就會成為人類生命中或許有,或許根本就不會有長久意義的一個瞬間。所以只有加爾文主義的神的主權觀才能保證人類決定的嚴肅性。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已經看到,所有的神學教義都是相互依賴的(第8 章,F)。每一種教義都可以被看作是整個神學的一個視角,所以我們可以對關於人類責任的教義進行神學思辨,而一旦我們理解了這一教義,我們也就理解了所有其他的教義。上例中我們從人類的責任開始,使用它作為我們的一個視角,去審視整個改革宗的信仰。
因此我們在調和神學的過程中可以提出更多更有建設性的建議。我們可以分析含糊性,讓兩個看起來相互對立的立場能夠真正彼此相容,有時這種相容來自對各自立場更進一步明確地闡述,並且我們可以做更多的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一種聖經所要求謙卑的形式,當我們要指責別人時,自我批評是非常必要的(加6:1;太7:1-5)。
D.神學家的才能——神學的技巧
從神的知識是一種心的知識這一前提出發,我得出了兩個結論。首先,神學家的品格在神學研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第二,對神的知識需要將人從「心」出發,投入我們全人的所有去獲取。在前邊的部分中,我討論了第一層含義;現在我要轉而討論第二層含義。將神學的知識定義為一種通過全人才能獲得的知識,給我們提出了幾個關於人性中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的問題。在傳統中,神學家與哲學家都對人類思想中幾種重要的「能力」進行了定義:理性、意志、感情、想象、知覺、直覺等等。這些區分已經提出一種問題:即哪一種能力是「根本」的。有人說「理性居於首位」,他的論證是感情、想象等等如果不經過理性過程的訓練、糾正和評價,那麼這些能力就會將我們引向歧途。還有人說意志是首要的,因為即便是理性的信念也是出於人的選擇。還有人假定情感是首要的,因為我們之所以相信、選擇去做某事,在某種意義上是因為我們感覺喜歡作出這種選擇。對其他能力的首要性論證也是相似的。
接下來,機警的讀者毫無疑問,已經想到我會說什麼了,我認為所有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真理的成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論證是可以彼此調和的,而這需要我們將人所具備的多種能力用多視角的觀點來加以整合。認為人有多種「能力」,也就是通過不同的視角看到人的思想中各種不同的工作和經驗。通過這種立場我們看到沒有一種能力是可以獨立於其他的能力而存在,所有的能力都是相互依賴,相互包含的。接下來讓我們對這些能力進行逐個地討論,請注意它們相互之間的密切聯繫。
(1)理性
理性一詞在西方哲學中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並且使用這個詞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它可以指邏輯,當它被稱作「思想律」是指那些特別的邏輯規律——尤其是指「不矛盾律」。有些哲學家用理性來指代一種特別的思維方法(要依據其哲學方法進行界定),或者甚至指整個哲學本身。(人們不禁會想到,對於黑格爾來說理性和黑格爾主義是同義詞。)
在這種背景下(大部分其他背景中也是一樣),我認為以兩種方式來定義理性最不容易引起誤解。首先,我認為理性應該被定義為構成人類判斷和推理的能力。如果這樣理解的話,使用理性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了(見第8 章,A(1)),而並非僅限於在學術或理論研究中使用,這是使用理性在這種意義上的反映。第二,在規範的意義上,使用理性這個詞,它是指正確的判斷和推理。在第一種描述的意義上,一個不正確的推理也可能是理性的,因為它是作為人類理性能力的一種實踐。而在第二種意義上,它則不是理性的,因為它不符合合理推論的標準。不管怎麼說,見附錄I,還有幾個問題是針對著理性的定義的。
在以這些方式定義理性後,我們可以看到神學應該是理性的。神學是基於神話語而形成的判斷和推理(判斷和推理都屬於應用),因此它本質上有著理性的形式(描述性的)。而且,在討論邏輯時,我已經明確聖經能夠保證形成判斷和推理的正確性(第8 章,C)。因此在規範性的意義上,通過聖經進行合理判斷,並形成合理結論的神學也是理性的。
說神學應該合乎理性實際上和說它應該合乎聖經,或說它應該是真實的,沒有什麼區別。正如我們在討論邏輯時所看到的那樣,在正確使用邏輯的情況下,邏輯不會給前提增加任何的東西,而是作為一種工具幫助我們明白前提中蘊涵著什麼,前提真正要告訴我們什麼,這才是邏輯應該發揮的作用。假如推論的過程改變前提的意義,那顯然它就是有問題的。一套邏輯體系如果會導致這種變化,那它就是一套存在著不完善的體系。邏輯的目標就是按照前提真實的含義來對其進行表達。同樣地,神學推論的目標也僅僅是按照聖經真實的意思來闡釋經文(當然包括對應用的提出,這一點也形成經文的含義)。因此神學的理性就是它與聖經的一致性。除了符合聖經以外,對於神學不存在另一個規範。即便存在著這種規範,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這些規範也是從屬於終極規範聖經自身的。所以,對於聖經理性的任何證明都將是循環的。所以神學家不必對理性的要求感到恐懼。當然,如果理性不是依據聖經,而要轉而根據現代科學、歷史、哲學等理論,那麼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當有人告訴我理性應該是神學觀念的法官時,在某種意義上我同意他的看法。我的理性能力就是要做出判斷,所以說神學判斷必須是理性的(在描述的意義上)是一個同義語的反覆。而在規範的意義上,神學同樣應該接受理性的評判,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說基於聖經的推論和判斷是合理的推論和判斷,是真正遵從聖經的推論和判斷。然而把理性說成是「法官」這不免有些奇怪,對於某些人來說好像意味著理性在聖經之外又對神學提出了一個標準,但這種說法實際上把我的規範(聖經)與我的心智能力混淆在了一起。
那麼,神學一定要與理性一致嗎?沒錯。但是這僅僅意味著神學必須讓嚴謹的邏輯很好地符合其標準——由聖靈默示的聖經。
理性比我們其他的能力具有某種程度的「優先性」嗎?的確,我們所有的感性的傾向、想象的觀念、直覺、經驗等等都必須與理性相一致,否則就無法通過它們來認識真理。但是在這種語境中「與理性一致」是什麼意思呢?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它就是意味著「與聖經一致」或「與真理一致」。所以說這一切必須與理性一致和說它與真理一致,實際上都是同義語的反覆。這就好像在說作為單身漢,你一定是沒有結婚的,但我們通常不會說身為單身漢是未婚的標準(反過來也是同樣)。這裡的情況實際上是一個循環論證。
因此在以上的情況下,理性優先性的說法並沒有多少意義,它甚至沒有排除類似感性這樣能力的優先性。不妨設想一下,某人聲稱他已經通過他的感性認識到了某些東西,如果他的宣告是正確的,那麼他的感性已經讓他「與真理一致」了。根據上述定義,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與理性一致」。換句話說,感性成了獲取知識的一種途徑,成了理性的一種形式。如果他的宣告不正確,人們還會把他的感性稱作是理性的一種形式,因為這是他據以作出判斷和推理的一種能力,儘管在以上情況中它並不可靠。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可以說他的感性在描述性意義上是理性的,然而在規範性意義上卻不是。
因此我們可以說理性不過是一種稱謂,在除理性的其他能力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推論和判斷的存在。或者理性為除它能力之外其他能力提供了一種視角,通過它來認識這些能力在解釋真理方面的作用。(我們應該明白,在我們從這個視角來看待其他能力時,我們還必須對其他能力所發揮的不同作用有所認識;這樣,由其他能力形成的認識都可以通過理性的視角加以審視)。
在隨後的論述中,我將從感性的方面、想象的方面以及其他能力的方面來討論它們之間的關係,進而澄清前面所做的討論。我將盡力展示這些其他的能力在形成判斷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各種能力所發揮作用的不可分割性。假如我的視角模式是正確的,那麼接下來的討論也會進一步闡釋我在本節中對理性的認識,對這種認識作更深的拓展。
(2)感知與經驗
感知是與感覺器官聯繫在一起的,但卻不能簡單地說它是感覺的同義語。感覺指的是對感覺器官的使用,不管這種使用是否是去獲取知識。而感知是知識的一種形式,感知從感覺過程中獲取知識。當我們看到、聽到、嗅到、嚐到或感覺到x 時,我們說「我感知到x 了」,同時在我們的觀念中我們感覺器官的工作形成了對x 的知識。那麼我就可以說,感覺是物理的,而感知是心理的,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不想討論心-身問題。這一話題和身-心-靈的關係問題有待另外一個時間,或者更有可能,有待另外一個作者來討論。
經驗是比感知更寬泛的一個範疇。有可能我們經驗到某個事物(比如說先知對神話語的經驗),但我們的感覺器官卻沒有相應的感知,這種可能性起碼是值得討論的。不過,按照喬治・麥維洛狄斯見其著作Belief in God (New York:Random House,1970),50ff 的觀點,我們或許會以類似於解釋感知的方式來理解經驗。麥維洛狄斯指出「我經驗到x」中的「x」不僅是一種心理的狀態,而且是一個獨立存在於主觀經驗者的事實。所以說「我經驗到x」就是說我通過經驗,獲得了有關x 的一些知識。
麥維洛狄斯還論證說,經驗到x 包括對x 做出某些判斷。同上書,52。他補充說感知語言在這方面也是同樣的(察覺到x,看到x,聽到x 等等)。
不過,……我確實不知道判斷的適當性在感知的準確性方面具體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比如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在森林看見了一匹狼,雖然實際上他把它誤認為了一條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並不要求他的判斷百分之百正確。然而在另一種情況中,雖然反射狼的光線進入了一個人的眼睛中,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正處在狼的面前,但是因為他正全神貫注地看另一個東西,因此對於反射狼的光線所形成的視覺刺激沒有作出任何的判斷。在這種情況中,我們可以公平地說他根本沒有看到那匹狼。同上書。
所以,感知和經驗並不是與推論截然不同的行為。它們是我們據以形成判斷的過程,雖然這些判斷並不總是非常正確。它們是否和理性一樣,都意味著推論?很顯然經驗或感知並不總是在我們的頭腦中要形成一個三段論。但是如果「理性」或「非形式邏輯」發生在我們生活的所有層面當中,那麼即使我們未曾有意識地做三段論(見上(1)和第8 章,A,(1)),這也不能阻止我們將經驗或感知視作是一種推論。事實材料呈現給我們的感覺,根據這些材料,我們推斷出事物的存在的各種狀態。
當然,正如我在本書前面的部分中反覆表明的那樣,我們無法認識未加解釋的事實材料。「我看到了這棵樹」預設了感覺經驗和我們通過學習所獲知的概念,正是通過後者我們能將某些感覺歸至特定的類別中。「我父親昨晚在這兒」或許部分地可以被感覺經驗證實,但是單憑感覺經驗卻不能讓我們知道父親是誰。這一判斷預設了一些歷史性的知識,這些知識是不可能被這個人的直接經驗所證實的。託馬斯・庫恩的不規則紙牌實驗讓我們再一次看到,我們期望看到什麼對我們實際看到了什麼有著很強的影響。而影響期望的因素是非常廣泛的。見託馬斯・庫恩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因此在我們定義經驗和感知的同時,我們就在使用我們的理性能力進行判斷和推理了。並且就像我在關於邏輯的討論中所指出的那樣,邏輯同樣依賴於經驗和感知,因為一個邏輯的三段論必須有預設,而預設並不總是由邏輯本身就能給出的(見第8 章,D)。無論在什麼情況中,不結合任何經驗的邏輯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