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蘭姆 / 神學認識論
第九章 處境性視角——神學的工具:歷史、科學與哲學
A.歷史
基督教是一個基於歷史事實的宗教。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其信息是通過發生在時間和空間中的許多事件傳遞出來的,從這一方面講,基督教在世界宗教中是獨特的。其他宗教只尋求傳達永恆的真理、教義和倫理原則,這些真理、教義和倫理原則的確立是與歷史事件的發生與否沒有什麼關係的。基督教也教導一些永恆的真理(神的存在、他的屬性、神三位一體本性等等),但是它專注於耶穌的道成肉身、死亡、復活、昇天以及聖靈的降臨等歷史事實。因此不可避免地基督教信仰會與歷史發生聯繫。它做出歷史判斷,尋找歷史依據,並極力回擊反基督教歷史學家的批評。神蹟對於有著精妙智慧的佛教來說是一件尷尬的事情,但是神跡是基督教的生命。的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息就是關於一個神蹟,關於耶穌基督奇蹟的降生、死亡和復活。
教會,作為一個歷經世世代代真實的有機體,也是歷史性的。她的「成長」不光是其中許多個體的成長組成的,其成長還依賴於群體成長的原則,它是超越個體成員的成長的(見第5章,C,(6))。神通過各種歷史事件促成了這種成長,不同的時期包括了:迫害時期、繁榮時期、教義興衰的時期、敬拜興衰的時期、福音主義興衰以及社會良知興衰的時期。神也把很多教牧人員賜給了教會,帶領她的發展,儘管其中有很多已經離世了。由於這些原因,對於教會很重要的事情是更新共同的回憶,要去傾聽她的教師,在過去成功的基礎上繼續建造,並從其錯誤中吸取教訓。這些都需要對歷史進行研究。所以對於基督徒來說有三種歷史尤為重要:記錄在聖經中的歷史,救贖事件發生的古代世界歷史,以及教會史。第一種歷史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見第6 章,E,(2))。另外兩種歷史我們會在這裡集中討論。
(1)古代歷史——考古學
在這些領域我並不是專家,並且在這些方面已經有許多專家發表出版的文章和書籍。因此我會簡短地來做一些關於古代歷史和考古學這些重要的學科的介紹,它們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聖經的意思,證明其可靠性。歷史資料可以成為廣義循環的一部分,從而更加確立基督教信仰預設的正確性。這些基督教信仰的預設回過頭來又會成為歷史學家衡量真理的終極標準,確保歷史學家對歷史證據選擇、評估最終形成判斷的正確性。一位有著基督教信仰的歷史學家永遠不會採取一種信仰中立的立場,無論有多少歷史哲學家告訴他作為一個現代人保持中立是不可避免的。
作為釋經學的工具,古代史研究聖經的語言、聖經之中以及聖經之外的短語和句子,以及其他語言中與這些表達相對應的表述。它也研究古代風俗,聖經之外的歷史事件,以及聖經正典以外的著述,從而對構成聖經的歷史處境有所瞭解。(比較我們之前第6 章,A 和C 中對處境所作的討論)。對於這門學科,基督教信仰的預設也需要發揮作用,對此我們不必恐懼有時學者不使用聖經,而是使用他自己對古代文化的理解來作為一種規範。有時我們還擔心會有學者在其解經中過多的採用聖經以外的模式,強迫聖經表達巴比倫、埃及、烏加里特,赫族文獻中所表達的內容。這確實是一種危險,並且還不時發生。但是正確面對這種危險的辦法並不是要在聖經研究中禁止使用考古學,因為畢竟聖經研究不能離開考古學。無視聖經以外的歷史情境,就是否認救贖事件的歷史特徵。要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更依賴聖經學者在神學方面的可靠性,這不僅表現在用語方面與教會正統的信條相一致,還表現在對於教會正統信條沒有涵蓋到的方面:歷史觀、預設論以及方法論方面,這些學者能夠保持對聖經真理一致的順服。
(2)教會史——歷史神學
我要討論的第二種歷史是後正典時期的教會歷史。對於這一部分的各種關係,我們必須探討神學中傳統和信條所發揮的作用。
a.傳統
傳統對於新教而言當然不是終極的規範,但是它卻是很重要的。它包含了迄今為止教會的所有教導與活動。一方面,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樣,基督徒有義務認真地來聽從神在教會數百年間所賜給教師的教導。我們從這些教師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也從他們的成功中得了益處。另一方面,無視各種傳統,來建立我們的神學是很愚蠢的。笛卡兒在哲學中曾經試圖這麼做,但是他的繼承者已經認識到我們永遠不可能在沒有任何預設引導的情況下去思考。儘管這些預設還可以進一步地進行修正,但是不借助它們我們是無法行動的。所以當我們試圖逃避傳統的束縛時,我們只不過是用一種預設代替了另一種預設。的確,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似是而非的,有誤的預設,替換有著敬虔教牧的成熟思想的預設。試圖全新地開始(比如:「只有我和我的聖經」)是很多異教人士一直以來嘗試去做的,這不過是一種不順服和驕傲的表現。神學的工作並不是讓某一個體單獨地獲得對神全備的知識,而是教會全體的工作,讓其中的基督徒能夠一起對神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對比第5 章,C(6))。
b.信條
如果我們有聖經,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信條?這個問題問得好!為什麼我們不能簡單地作基督徒,而必須首先是一個長老教會信徒、浸信會信徒、衛理公會派信徒、或者聖公會信徒?沒錯,當有人問我的信仰時,我希望很簡單地回答說:「基督徒」。的確,我也經常這麼做。當他們問我相信什麼時,我同樣會很簡單地回答說:「聖經。」然而不幸的是,這已經不足以滿足目前的需要,問題在於許多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並不配這個名稱,而這樣的人中許多人卻聲稱相信聖經。
所以,比如有人問西敏神學院到底教導什麼時,僅僅回答「聖經」是不夠的。雖然這個回答沒錯,但是它並沒有把西敏神學院與耶和華見證學院,摩門教學院及其他異教學院區別開來,更不用說與其他基督教主要宗派如浸信會、衛理公會等學院區別開來了。我們必須告訴別人我們信仰的是什麼。一旦我們這麼做的話,我們就有了信條。
儘管有人說起話來,好像他有的「只是聖經」,或者是「除了基督,沒有別的信條」,然而信條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相信聖經」就包括應用它。如果你不把聖經付諸言行,那麼你對聖經的知識最多就是鸚鵡學舌。而一旦你把聖經用自己的話表達出來,無論是寫還是說,在無形之間你就有了信條。
當然,總存在著把信條與聖經混淆起來的危險,但是在神學中我們也面對著同樣的危險,需要將自己的思想與神的思想區分開。我們必須要正視這個危險,而不能以自欺欺人地用「除了基督沒有信條」的這樣口號來迴避它。不面對這個問題就是不接受基督讓我們去做天國大使的責任。
c.正統與異端
我們或許會推論說如果我們必須有一個信條,那就讓我們去發現一個完美的吧,希望這個信條能完美地表達聖經正統。不幸的是,這種努力總會落空。不存在一個完美的信條,而且永遠也不會有。一個完美的信條一定會具有和聖經一樣的權威性,但是這種情況永遠不會發生。事實上聖經本身是唯一完美的信條。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找到一個有別於聖經的信條,又要求它完美地表達正統,那麼我們實際上是在尋求對聖經的改進。同樣,對正統的定義標準不會一勞永逸地得以確立,如果這種標準確立的話,那麼就和聖經等同了。事實上,這種標準應該是在各種情況下對聖經的應用,而情況總是在變化的,因此正統的標準也在變化中。在賈斯廷・馬特(二世紀)時代,有些在公元381 年君士坦丁堡會議後被認為是異端的有關三位一體學說,在當時還是被允許存在。當然在賈斯廷時代,還很少有人清楚三位一體的概念。神是一點一點地教導他的教會,正如我們教育孩子一樣,神也是同樣教導不同的人。但是到了公元381 年,人們已經進行了足夠的研究,也做了足夠的努力,因此教會對於聖經教導人們的三位一體的概念有了清楚的認識。即便如此,還有許多領域仍沒有去作研究。比如說,直到公元1517 年為止,之前人們即便知道因信稱義的概念,對其清楚的表述也是很少見到的。從此我們看到公元381 年的正統標準要比公元80 年或公元150 年的標準要詳細,而公元1648 年的標準就更加詳細了。這種變化表明教會在理解神教導其子民方面的不斷成熟。
這一教導的過程,正如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的,是按照一種挑戰與回應的模式進行的,那些偉大的信條都在回應著不同的異端。準確地說,一個異端並不是一個在教義或實踐方面犯了錯誤的基督徒,耶穌和保羅在對待犯這種錯誤的人的時候都是非常溫柔的,異端是一個挑戰福音核心的人,並希望分化教會,來鞏固他的立場。對於這種情況教會必須回應,而且也一直在回應著這種挑戰。她以尼西亞信經和康士坦丁信條來回應阿里烏斯教,以迦克墩信條來回應歐迪奇派和涅斯多留派,以新教改宗來回應阿米念派,宗派主義和羅馬天主教。
在今天對於信條有了新的需求,從而基督徒可以再次來宣告他們的信仰以對抗現代異端(當然它們只不過都是以新的術語、新的側重點再次出現的老異端),這些異端也延伸到了神學的各種分支(作者是如此定義的!)中,如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和科學。在改革宗信仰告白之後,新教教會已經開展了許多神學,教會更深地理解了盟約、聖經的無誤性、救贖的歷史、基督教認識論、護教學、個人倫理以及社會問題。
雖然在今天無法形成一個嚴謹的信條,但這在我看來主要是受阻於教會的不合一。一個正確的信條代表了基督徒廣泛的一致,而這種一致的看法在今天已經無從獲得。因此,教會的合一成為今日基督教信仰所面對的當務之急(對比第5 章,C,(6))。而如果教會的合一必須先於有深遠意義信條的形成,那麼也許最好的辦法就是目前放棄制訂新的信條。因為在目前的情境中,新的信條只能是教會合一的障礙,並且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它也會成為了真正有深遠意義信條的障礙。
d.神學的進程
前邊我已經提到改革宗教會自從改教運動以來一直不斷地從神的話語中學到新的觀念。從而就出現了「神學進程」,或「教義進程」這樣的提法。神學進程的概念可能既被自由主義者誤解,又被保守主義者誤解。一方面,自由主義者通常把進程理解為對信仰忠誠的不斷模糊,與之伴隨的是接受最新哲學或者科學方面的流行觀點,另一方面,保守主義者通常把神學進程(如果他們對這個概念有完整了解的話)理解為越來越準確地對教義的陳述,或者是完全脫離主觀的影響,不斷地追求完全客觀的真理。我相信,聖經的立場會對這兩種神學進程的概念斷然地否定。自由主義者的概念代表著對聖經教導的否定,而保守主義者的立場(在其最好的程度)是對聖經教導的誤解。聖經並不要求我們絕對準確,對於人來說,這種準確是不可能的(見第7 章)。聖經並不要求我們有絕對的準確性,受造物永遠都不可能達到這種準確性。並且我們所討論的這種保守主義總是在尋求比聖經更進一步的準確性,因此他們在神的話語上做添加,自創出了一種現代形式的法利賽主義。神學在表達真理的時候,並非試圖脫離主觀的評述,因此所謂的「客觀」,如「絕對準確」是不可能達到的,即便達到了,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對比第3 章的內容)。
神學是一種應用的概念會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神學進程。神學進程就是學習將神的話語應用到各種環境中,這種情況貫穿在教會漫長的歷史中。當教會針對各種困難的局面,能夠基於聖經,有創造性地、並忠於信仰地作出回應時,教會在神學方面的認識將會出現一個很大的飛躍。
特別是改革宗的信仰是在神學進程中不斷地成熟起來。在改革宗信仰中,應用的概念並不是對惟獨聖經的一種威脅,因為加爾文主義者相信神在聖經、世界和自身中的廣泛啟示。一切都啟示著神,因為一切都在神的掌管、權威和臨在中。加爾文主義者也不需要揹負任何絕對準確或絕對客觀的重擔,改革宗信仰對於創造主與受造物之間有著清晰的劃分,只有神才具有絕對準確和絕對客觀的知識(不過即便對於神來說,這種知識也無法避免主觀性)。因此在所有形式的新教主義中,改革宗神學在「處境化」方面作得最為成功。改革宗神學在許多地方都深深紮下了根:瑞士、德國、法國(在它受到殘酷迫害之前)、意大利(許多加爾文繼承者都具有意大利背景)、荷蘭、英語國家、匈牙利以及朝鮮。處境化將聖經應用到特定文化經驗當中去,以便使其信息更容易被特定文化的人群所理解。和護教學一樣,處境化面臨著扭曲信仰、使其更為特殊受眾所接受的危險,這也正是改革宗神學所重視的問題,並特別針對性地提出了歸正信仰的預設。神學的進程更準確地說就是一個讓聖經信息更加處境化的過程。
改革宗神學更為大眾所熟悉的是在對聖經的新認識方面取得的突破,不過這些新發現也是對聖經的應用或處境化,以回答在當時的情況下所面對的問題。自十七世紀以來,路德宗神學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阿米念神學也是一樣。但是加爾文主義卻一直在發展著它對於盟約、救贖歷史、聖經無誤性、護教學、神學百科、政教關係、經濟學、教育、藝術、文學、歷史、科學以及法律的理解。這種進程來自於對神主權的信仰,正因為認識到這一點,加爾文主義者才能夠自由地在聖經和受造界中不斷地探知。
e.對信條的認同
神學進程對於我們與過去聯繫得有多麼緊密提出了新的問題的確,信條和信仰告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在對聖經新的應用中需要作出一些超越,我們又該以何種形式來忠於它們呢?
有一點很明確,出於聖經的信條並非是無誤的,特別是在準確地應用聖經的方面。但是我們對於它的這種應用所做的判斷也並非是無誤的,更不用說信條一定是有著某種權威的,否則它就無法作為信徒整體的信仰告白了,所以我們對待信條就不應該採取漠視的態度,同時,我們也不應該採取一種對信條的每一個細節完全接受的態度,否則這種就態度約束我們,去支持信仰告白中的每一個命題。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如果我們需要對信條和信仰告白採取後一種態度的話,那麼它們就永遠不能再被修正了;任何一個提議改變的人就會自動的成為一個違背盟約的人,從而被教會勸懲。為了不使信條篡奪聖經作為教會終極標準的地位和權威,信條和信仰告白必須是可以被修訂的。
長老教會藉助使用委身性誓約來處理這一問題,這其中不會涉及到對信條細節的完全接受,取而代之的是對西敏信仰告白和教理問答「教義體系」的接受。「教義體系」是一個模糊的表述,它引起了許多有關到底什麼應該屬於這一體系的爭論。見第6 章,E,(3)關於「系統」這一概念的更多論述。這一概念的模糊性促使人們建議教會一次性明確地定義(完全準確地!)哪些屬於這一體系的,哪些不屬於這一體系的。然而教會一直以來很合理地拒絕這麼做。因為如果教會一次性準確定義了這一「體系」,那麼這就會使這一體系成為一個絕對的無可更改的權威。如果這麼做的話,教會就是要求信徒對簡化信條的「細節」的認同。因此在這裡,以及在神學的其他方面,我們都需要對模糊性有一定的認同。不過,「教義體系」並不完全是無法說明的概念。要求對這一「體系」進行認同意味著凡是接受了誓約的人,都必須在總體上接受教會信仰告白作為他自己的信仰告白,即使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一些比較小的分歧,而信徒個人在信條方面的保留是大是小(也就是說,他們是否越出了「體系」)最終是由教會法庭決定的。所以「體系」是根據每一種特殊的情況重新定義的。「體系」意味著確定特定的堂會會議、長老會會議或總會會議所發表內容的含義。只要教會法庭是服在神道的權威下,處在聖靈的指引之中,那麼它們不會犯太大的錯誤。在這裡無法保證一個絕對正確的判斷,但是這也正是在有限且有罪的世界中生命的本質。即便使用「細節的」認同,教會法庭也會對某人是否正確詮釋了他所認同的「細節」作出錯誤的裁決。可見對於「嚴格的」認同是否會比對「教義體系」的認同更能讓我們作出客觀的判斷,仍存在著不明確性。
f.信仰告白與神學
有人一直試圖在信仰告白和神學之間做出一個清晰的劃分,尤其是那些受杜伊維爾德關於區分前理論性思想和理論性思想見我的The Amsterdam Philosophy (Phillipsburg ,N.J.:Harmony Press,1972). 影響的人更是如此。就後一個區分而言,對於信仰告白與神學的區分讓我有些不甚明瞭。很顯然,「信仰告白」被認為是某種形式的前理論性的知識,而「神學」則是一種理論性的知識。常常為了提倡學術自由就會援引這種區分,認為我們在「信仰告白」中是受限的,而在「神學」上是自由的。然而有必要指出以下幾點。(A)當然有必要對信仰告白的立場邊界作出合理的劃定。根據我的判斷,教會的正式的勸懲紀律很有可能屬於前一種範疇,但按照我們在前述e 中的討論,這也免不了「模糊性」。(B)然而所有的信仰告白和信條都屬於神學的例子,而所有的神學又都代表了神學家的個人的信仰告白。「前理論性-理論性」的區分因此是不明確的。同上書。(C)神學受限(因為e 中所提到的條件)於信仰告白的標準;其「理論」特性,無論怎樣都不能讓其免於這方面的責任。
g.教會史和神學史
教會歷史學家不僅試圖告訴我們曾經在教會的歷史中「發生了什麼」,而且還試圖解釋、分析、評價那些事件和事實。有意識地分析、評價、解釋是很必要的,因為不存在「原始事實」,事實總會「為它們自己說話」。所有事實都會通過我們的定義或多或少的得到解釋。
教會歷史學家既關注教會歷史上的事件,也關注教義的歷史(例如「歷史神學」),關注各個時期神學家(和異端)的觀念,關注信條和信仰告白的形成,關注在各種問題上神學共識的發展,無論這類事物是否被公開的表達過。在這裡就和在救贖歷史中一樣,話語的教導和事件聯繫在一起。神多年來都在為教會興起教牧人員,然而他們的教導「僅僅通過話語」是無法完全理解的。話語的意義需要放在應用中才能被發現,在人們使用所教導的時候,其意義才能得到完全的反映。所以不僅要知道教牧們說了什麼,還要知道他們按照自己的信念做了什麼,這一點很重要。教會史通過回顧教牧人員在他們生活處境中所教導的來闡明神學。它讓我們看到教牧是如何在壓力下實踐信仰的,以及他們的實踐是如何與他們的教導相一致或不符的。教會歷史反映出福音是怎樣在統治者、農民、商人、士兵、窮人和無家可歸者的生活中紮下根的。
因此歷史神學是一種很好的神學形式。他是對於神話語的一種應用,因為神的話就是歷史學家評價歷史的標準。它用神的話語來衡量過去的教會,從而讓今天的教會從中得著造就,與此同時,今天的教會也被聖經所衡量。在這樣一個對神的道的應用中,它以一種新的激動人心的方式揭示了神話語的含義,我們也看到了教會屬靈的前輩們是如何將聖經應用到各種不同的處境中去的。
h.教理神學
教理神學與系統神學是同義詞。在很多語境中這兩個術語是可以互換的。具有歐洲(尤其是歐洲大陸)背景的神學家傾向於使用教理神學,對於美洲的學者,系統神學是一個更常用的詞。(不過也有例外:威爾海姆・赫爾曼和保羅・蒂裡希用「系統神學」,而W. G. T. 謝德用教理神學)。
儘管兩個術語意思相近,但有時兩者之間還是有著微妙的差別,因此我才在這裡特別地對此加以討論。教理神學有時傳達的思想認為神學是神學家與教會傳統的一種對話,特別是針對神學家與教會信條(教理)之間的對話。系統神學則隱含著神學家和聖經本身的對話,兩者的這種細微的差別並不是彼此排斥的,教理神學(應該)將聖經作為其最終權威;系統神學(應該)對教會的信仰告白負有責任。然而這種細小差別表現了不同的神學強調的重點,或許也表現了不同的神學形像或不同的神學研究形式。最終如果它們正確開展的話,這兩個概念會逐漸一致,對相同的問題會採用「視角」的觀點來進行審視。但兩個學科在具體的實踐中,它們的方法、表達、語言和思想仍存在著差異。
「教理神學」,作為一種和神學傳統對話的神學,其模式在許多方面都是有用的。簡單地說,它對個人主義和個人的驕傲提出了警告,反對僅用聖經和個人的判斷,自立根基地建造神學的想法,不過,要是尋求鞏固這一模式的價值,我更傾向於採用另外一種模式(儘管「系統神學」這個名詞事實上有用詞不當的問題(見第6 章,E,(3)))。在我看來,「教理神學」的模式有不少弱點,這些弱點要大於其優點。
(i)有些人將神學看成是與傳統的對話,然而他們面臨著落入不相關性危險的可能。首先是先入為主地接受了一些曾經被激烈討論,現在卻被擱置的問題的看法(比如,墮落前預定論問題,天使的本質與存在的關係的問題,等等);第二,忽略了一些在今日影響深遠,然而在信仰告白時期沒有得到明確討論的問題(比如意義危機、歷史本質,「神的作為」本質、宗教語言問題、聖經語言功能、預設、種族平等、經濟自由等)。簡單地瀏覽一下,我們會發現那些「逐漸退出視野的」的問題仍然有其價值,可以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現。(我曾經把三相法列這種問題之中,但是現在我聽說有許多神學學者在其神學中都將三相法放在了一個核心的位置。)我也不想說神學完全是由現代人的問題決定的。然而,如果說神學是應用的話,對現代問題也應該給予回應。因此,二十世紀的神學看起來應該與十九世紀神學大為不同,雖然兩者都可以追溯到相同的歷史傳統,但也不應該是一樣的。(ii)「教理神學」模式會導致掐滅神學中的創造性,從而導致盲目用早先的方法來陳述神學。「應用性神學」打開了一個更大的空間,在形式、風格、模式、問題及內容等方面都能找到新穎的方法。它允許我們使用各種在聖經中出現的所有教導形式(如詩歌、敘述、書信、比喻、歌曲、實例教學、戲劇以及「神學論文」),當然除此以外,只要是不與聖經相衝突、不對聖經信息的含義造成模糊的形式都可以使用。
(ⅲ)以傳統為導向的神學還冒著鼓勵教會對傳統採取不批評態度的危險。的確需要對這一傳統進行批判,至少也應該讓它明確地服於聖經之下。
(ⅳ)在這種神學還特別常常會找到前面所討論的一些邏輯錯誤中。尤其是訴諸情感的謬誤(第8 章,I,(3))和因果錯誤(第8 章,I,(10)-(13))。還存在著把歷史描述與權威的教導混淆起來的危險。通常學者會提出一個神學問題,然後再想法解決它,不是通過解經的方法,而是通過描述各種對此問題的歷史回應。在某些討論中我們經常會有這樣的印象:對一些神學問題的討論最後變成了數算清教徒的豐功偉業。G. C. 伯克威爾也經常讓讀者充滿困惑,不知道他是在討論他自己的觀點,還是僅僅在描述歷史上的爭論。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像「據說」或「所討論的問題是」這樣的表述,讀者有時不得不努力地從字裡行間去猜測伯克威爾事實上到底在擁護什麼。而且即便讀者明白他支持的觀點是什麼,也很難明白他選擇歷史立場到底原因為什麼。他似乎是在歷史神學的外衣下做著系統神學的工作。這種錯誤與倫理學上所說的「自然錯誤」有關,這種錯誤是從現實的事實中,來推導出倫理責任,即從「存在推導出義務」。作為一個基督徒來說,這一實踐並不總是錯的,規範與事實在許多方面都是相關的;一個人如果不同時知道一些倫理上的「義務」的話,他就不可能知道事實(對比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的相關內容)。但是在非基督徒的倫理中,他們將存在的事實在倫理上視為是中性的,因此正面臨著落入這種錯誤的危險。他們希望從價值中立的事實中來推導出價值,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不過,儘管伯克威爾有著自然化的錯誤,但與上述的錯誤還不一樣。伯克威爾是一個基督徒,他相信歷史事實存在著某種價值。伯克威爾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問題並不在於他們通過描述來推導出規範,而在於他們沒有讓我們看到規範是如何從描述中出現的,在這些處境中,需要將聖經以更加明確的方式作為評價歷史的標準。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歷史神學對於教理神學和系統神學就是大有益處的。(ⅴ)最後,「教理神學」模式會讓神學家及其讀者誤會神學的本質。它會讓人認為神學是一個知識的體系,它從一世紀直到現在總是按照某種穩定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增長,因此我們在傳承它的時候,必須原封不動的把它傳遞下去,也就是說人們會認為神學是積累性的。
託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0。一書中,在論及科學的相關情況時已經抨擊了這種看法。他認為科學並不是以一種均衡、統一的積累方式進步的。相反,庫恩提出一個佔據先導的「範式」,或主模式,它在細節的證實上不斷地積累,然而最終會被另一種與其處於競爭地位的範式所淘汰,後者是對前者所有的信息的重整。同樣的,神學也是通過變革向前發展的(或大變動)。俄利根的範式被奧古斯丁的範式所取代,後者又被阿奎那的亞裡士多德主義的所取代,後者又被改革宗的範式所推翻,而新教的範式被各種形式的現代主義所廣泛替代(我不相信不可逆轉!)。
即使不使用庫恩的論證,積累模式也一樣會受到挑戰。神學不是通過積累,而是通過應用而取得進步的。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不需要積累真理,因為所有的真理已經在聖經中一次交給我們了。所以神學的任務並不是要說出什麼新的東西,而是要把聖經中所說的真理應用到新的處境中去。所以神學的「積累」最多只是應用性的積累。
如果我上面所說的是正確的,這就意味著並不是所有過去的神學都必須被傳承下去。我們作為神學家的工作就是把聖經應用到當前的處境中去,這是我們一切努力的核心。如果過去的某些神學成就與這一目標相關,那麼我們就應該提到它們,如果沒有關聯,那麼我們就可以合理地把它們放在一邊。並不是說一個人在他能夠理解加爾文神學之前,必須先學習奧古斯丁神學(當然,如果這樣的話還是有好處的),或者在他今天能夠理解神的話語之前必須學習加爾文神學。所以神學家必須對於哪些知識是信徒非常有必要去認識的,做出關鍵的決定。(當然他還必須區分什麼是他們需要知道的,以及什麼是他們想要知道的,什麼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以及什麼是他們認為重要的。)他不應該簡單地、不加分辨地把整個過去的神學都壓在二十世紀的神學生身上。
B.科學
我們已經考察了一些或許可以被稱之為科學的神學工具——語言、邏輯和歷史(見第3 章,B中關於基督教與科學關係的討論)。
在這裡,我希望對像語言學,邏輯學和歷史學這樣的學科做出一般性的概括,所有的科學都幫助我們應用聖經,從而幫助我們解釋聖經。沒錯,今天的許多科學,甚至所有科學都由拒絕信仰的預設所支配,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將麥子和稗子區分開來。只要我們一旦在聖經的基礎上來運用我們的知識,我們就可以對科學有更深的層次的認識。
(1)科學有時會引導我們重新思想真理,這並非是對於聖經本身,而是我們對聖經的解釋。伽利略和其他一些科學家幫助教會重新思想認為聖經一直在教導的地心說的觀點。以我的觀點這是一件好事情,這件事教會其實早就應該做了,而不應該去打壓日心說。相信「地球歷史久遠」的地理學家已經促使神學家重新考慮他們對於創世記1、2 章的解釋,他們說服一些福音主義者和一些改革宗神學家以比喻性質來解釋其中的時間指示性詞語。對於這樣的局面,我不能確定真理究竟在哪一方。但是針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是正確的做法。或許地理學家被證明是錯誤的(就像創世研究學會認為的那樣),但是當這一點尚未以大部分基督徒滿意的方式證明出來之前,我們應該至少考慮一下修正解經的可能性。
考慮一個心理學的例子。鼓勵人們有一個「好的自我形象」是心理學所熱衷從事的,並且也產生了一些效果,我認為這種潮流是在脫離「悲慘的罪人」的神學。他們找到了進一步的證據:在新約中並不將信徒稱為罪人,即使認識到信徒仍然會犯罪(約翰一書1:8-10),並且即使信徒再有罪,基督徒仍然是神的聖徒,被神洗淨、成聖、並稱義,罪再不能支配他們。因此那些表達著得救的人仍像蛆蟲般可悲的古老讚美詩,似乎不再像當初那樣適合傳唱。這種發展並不會帶來對世俗心理學的讓步,但是其來源卻是在心理學的質疑下,通過重讀聖經所發現的。當然,重新詮釋聖經的過程一直會有一種導致妥協的危險,但是在許多情況下,它是有益於純正的教導的。而在這裡我們根本不需要以這種方式接受心理學家所說的任何關於自我形象的概念(我自然也不會接受),不在那種基礎上去重新思考我們對聖經的解釋。(2)科學描述了聖經應用的處境,從而推動了聖經的應用。醫學科學讓我們對未出生的孩子很多重要的事實有所瞭解,從而很深地影響了我們對於墮胎的認識。(當然,聖經中也提到過腹中的嬰兒)同樣的,如果要想知道宮內避孕器的使用是否合乎聖經,之前我們必須知道什麼是宮內避孕器。而這方面的知識,我們必須通過諮詢醫學專家獲得。
(3)科學還促進了神學的交流,科學不僅在出版和發行神學材料方面提供了技術的便利,而且也推動了神學家更好地寫作和交談。社會學對於各種文化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把福音應用到具體的文化語境當中。這種研究讓我們瞭解什麼樣的語言是可以使用的,什麼樣的語言是不能被接受的,什麼樣的語言恰當地傳達了情感內容,什麼樣的語言是冒犯人的。的確,我們希望用十字架的道理冒犯那些該被冒犯的人,但是我們不希望以一種不合適的方式去冒犯。而且我們希望「向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一些人」(林前9:20)。社會學研究讓我們認識了受眾文化當中的神話傳說、傳統、形象和歷史記憶,我們可以根據這些資料在對比的過程中來說明、強調福音的內容,從而讓我們的工作大有成果。(4)神學本身是一門科學嗎?多年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所費的筆墨頗多,但依我的觀點對其的關注度已經超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許多神學家急於表明神學是一門在學術上值得尊重的學科,而我確實不那麼關心它是否是這樣一門學科,如果不是的話,那真是學術的損失。
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樣,神學的確使用了科學的方法。我不敢肯定是否有哪個科學方法能與神學截然分開,或者神學的科學方面是否是從其他的學科中借用來的。或許這是一個百科知識類的問題,對這個領域的問題我也並不太感興趣(對比附錄B,第一部分後)。不管怎麼說,必須認識到神學不僅是一門科學。它不光使用科學的方法,而且也使用了藝術、文學、哲學、法律和教育的方法。的確,既然神學是那樣的包羅萬象,它肯定會使用人類在神的世界完成各種任務的一切方法。(對比我在第3 章,A,(2)中對霍奇關於神學——科學對應關係的評論)。
(5)神學是科學的皇后嗎?我想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神學家永遠比科學家更為正確。神學家和其他人一樣會犯錯誤。並且我們經常看到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或心理學家經常會對神學家在解讀聖經時的一些可能的錯誤提出質疑。但是在另外的意義上,神學統治著科學。神學表達並應用著基督教信仰的終極預設,而這種預設一定是先於所有其他的觀念。在這種意義上,我的神學一定是先於我的地理學和我的心理學的。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一項科學發現會導致對聖經詮釋的某種改變,然而對於聖經而言,它本身的意思並不會作出這樣的更改。並且,如果我經過更加深入的思考,發現我一開始對於聖經的詮釋是正確的,雖然它仍然看起來和科學的結論有著矛盾,我還是接受聖經的教導。在羅馬書4 章中,亞伯拉罕就面臨這樣的處境,用人的眼光來看,神對他的應許是無法實現的,他太老了,無法生出一個兒子,而他的妻子更是老到早已超過了懷孕的年齡。所以他有足夠的「科學」理由去認為神的應許是無法實現的。但他相信神的話,並因此放棄了明顯的科學結論。在這種意義上,亞伯拉罕的神學統治著他的科學,神學成為了「皇后」。
(6)一方面,大部分神學家很不願意承認他們學科的這種地位。的確有許多人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