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蘭姆 / 神學認識論

第七章 處境性視角——神學的工具:語言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三種視角——規範性視角、處境性視角、存在性視角——相互重疊,相互滲透,相互包含。所以當我們討論處境性視角時,我們事實上並沒有把規範性視角拋到一邊,我們仍在討論經文的應用,因為神學最終就是應用聖經。聖經對於處境性視角以及規範性視角有著同樣的重要性。聖經作為中心事實,是其他事實得以解釋的基礎。不過神學還使用各種聖經之外的資料.因為神學不僅僅是重複聖經的語言,而是要把聖經的語言聯繫、應用在我們所經驗的世界中,那麼我們使用聖經之外的資料是不可避免的了。神學使用著聖經之外的資料,把聖經與我們的處境聯繫起來。在「處境性視角」中,我們會考慮到這一過程。

與神學有關的非聖經資料有多種來源:語言的、邏輯的、歷史的、科學的、哲學的、現代文化的。對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成為了「神學的工具」。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這些工具。一種主要的神學工具就是神學家對於語言的理解。語言很重要,尤其是因為聖經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瞭解經文最初所使用的語言,瞭解語言學、釋經學和解釋學的原理,所有這些對神學家來說都是非常有益的。語言很重要,還因為神學自身在極大程度上(不要忘記「示範神學」的重要性)就是一個語言體。神學家從聖經語言出發,以他自己的語言將其中的內容與其他人交流。

與D. H. 凱爾西The Uses of Scripture in Recent The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5) 我的評論見WTJ39 (1977):328-53。的觀點不同,我認為在聖經的翻譯與神學之間並不存在一個明顯的差別。二者都試圖把聖經經文應用到非原初聽眾的人群中;二者都需要在語言學和受眾文化方面有一定的知識和社會能力;二者都與原初經文的形式有所不同,只不過翻譯要比神學討論在形式上更接近經文;二者的差異只是程度上的差異。我們這裡所說的也包括了釋經,它與神學一樣,和經文的翻譯之間沒有明顯的差別。

我們已經討論了一些神學中語言使用的問題:有關神的所有語言是否一定是描述性的問題(第1 章,B,(1),b),宗教語言的「象徵性問題」(第5 章,A,(3)),含義和應用的關係問題(第3 章,附錄C),解經中的語境與視角問題(第6 章,A 和B),以及各種聖經語言的問題(第6 章,D,(1))。在這一部分裡,我將介紹神學語言的模糊性這個一般性的問題,並將特別涉及一些專業術語、神學定義和類推。隨後的大部分內容受益於費城西敏神學院,新約教授溥偉恩 (Vern S. Poythress)未發表的作品和與我的相關討論,但是我將為本文中的可能的問題負全部責任。

A.語言中的模糊性

人類語言不是一種絕對準確的工具。只有神才能知道宇宙中的所有的事實,並能將它準確地表述出來。這並不是在否認人類語言表述真理的能力,人類語言的確在表述著真理,神的真理用人類的語言來表達仍然是完全無誤的真理,但是在真理和準確之間存在著差異。儘管福音派堅持認為經文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大致還是同意聖經並不一定需要精確,完全的精確也是不可能的。人類語言或許能被用來陳述真理,但是它並不絕對準確。造成語言中的模糊與我們對語言理解的模糊有多種因素。

(ⅰ)切餅有不同方法首先通過語言手段指示各種事物有多種方法,世界上多種語言的存在就是一個證明。語言的相互差別不僅表現在可以用不同的詞語指示同一事物(英語中用window,而法語中則用fenetre ),而且還在於語言可以「對事物進行區分」。比如說不同的語言分割色譜的方式完全不同,在一種語言中或許會有八個基本的色彩區間,而在另外一種語言中則有五個。所以在第一種語言中的「紅」或許就不能在第二種語言中準確地找到等同的說法,或者在第二種語言中所說的「紅」這樣的詞語在第一種語言中就既指「紅」又指「紫」。說第一種語言的人或許就會認為說第二種語言的人混淆了「紅」與「紫」,而說第二種語言的人或許會認為說第一種語言的人不合理將紅分割成了兩種(抽象化!)。到底誰對呢?事實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夠捕捉到色譜變化上的所有差異,色譜的變化是無窮多的,也沒有一種語言能夠說明色變中的相似(如「紅」與「紫」之間的相似)。我們或許會說第一種語言通過清楚的色彩名詞(儘管第二種語言也能夠通過其他手段做出同樣的區分,比如在同一種類內區別其亞類型)區別出了更多的色彩變化,有效地分出紫色是紅色的一種變色,而第二種語言的詞彙中表現出了第一種語言所缺乏的類同或相似性。(當然,第一種語言也可以通過其他手段製造出相似性)。事實經常被比做一張餅,不同的語言把它切割成不同的形狀。語言的差異、區分都是可能的,也是有意義的。通常情況下,我們不能說一種是對的,而另一種則是錯的。如果我們問:「沒錯,但是除了不同的語言有各種不同的概念之外,紅色本身事實上是什麼樣的?」這種問題讓我們難於找到任何準確的答案。

(ⅱ)自然界的分類我們可以理解像「紅」這樣的詞語中所具有的那種不準確性,畢竟紅色(似乎)是某種「主觀性的」東西,與「旁觀者的眼光」有關。但是像「魚」這樣的詞語又是什麼樣的呢?魚指示一種「自然種類」。的確,我們或許可以假設每一種語言肯定已經區別了魚和哺乳動物這樣的名詞。但是仔細考慮下列幾點:(A)「魚」並不是完全與紅色不同的事物。紅色不僅僅是對一種主觀狀態的描述;它是某種事物的真實的屬性。在我們決定如何切割色譜這張「餅」時,確實存在著主觀因素,但是即便是在我們決定如何區別動物的種類時,這種主觀因素同樣存在。魚包不包括鯨魚,這取決於我們是否想強調鯨魚和魚的相似性,或者是否想強調鯨魚和陸地哺乳動物的相似性。回答這樣的問題(像問題:紅色應該包括紫色嗎?)部分取決於怎麼做對我們是最有益的,或是最適合我們的,這或許就被稱作是「主觀」因素。再考慮這樣一個問題,西紅柿是水果還是蔬菜?生物學家和廚師回答這個問題都有各自的傾向,誰對呢?並沒有清楚正確的答案。我們必須選擇我們想強調什麼樣的「語境」——是生物學相關的語境還是與食物「混在一起」的語境。(B)在識別自然界的分類時,我們經常容易犯錯。生物學家經常要修改他們關於動物所屬種類的定義。(C)在使用名詞時,不準確的情況經常發生,即便是在自然界生物的分類中也是這樣。老虎和獅子表示不同的自然種類。但是當一隻老虎和一隻獅子交配,產下了幼崽,應該用什麼名詞來稱呼這種幼崽呢?定義它們為老虎?獅子?還是第三個種類?在這裡很顯然,即便是像老虎這樣的名詞,仍有一個「模糊的邊界」,當使用這個名詞,或不使用這個名詞時,並不總是完全恰當的。「雨」看起來似乎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我們認為我們知道它指的是什麼,我們知道什麼時候下雨,什麼時候不下。但是如果天空中大霧瀰漫又怎樣呢?我們稱它為下雨還是沒有下雨呢?或者我們在某些條件下稱它為下雨,在其他的條件下就不算下雨?很顯然在我們的語言中沒有一種規則能自動回答這樣的問題。當然我們或許會能發明出這樣一條規則來,但是我們不一定能說我們所發明的規則闡明了雨的「含義」。(D)即便對自然界的某種分類下了定義,這些定義詞語也不會是非常準確的,而這一作法或許還會引起更多的問題。(ⅲ)家族相似通常當某種名詞被恰當地使用時,我們(有人會說總是)無法清楚地給出與其一同出現的各種條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Blackwell,1958), 31f,指出「遊戲」一詞以各種方式被我們所使用著,有些遊戲是娛樂性遊戲,有些則是帶有輸贏性質的遊戲,有些遊戲是技巧性的,而另外一些遊戲則是靠運氣,但是在每一種相關活動中,我們並沒有找到一個共同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是「遊戲」的特徵。因而「遊戲」這個詞並沒有指出一組能夠應用於每一種遊戲的特殊特徵,而是應用在一組相互之間有交叉的活動之上,維特根斯坦把這些相似性稱作「家族相似」。在布洛杰特一家團圓的照片上,某個人具有布洛杰特家族的鼻子,另外一個人具有布洛杰特家族的酒窩,還有人具有布洛杰特家族的前額等等。很有可能沒有一個人會具有所有「布洛杰特家族典型特徵」。對於遊戲來說,情況也是這樣。有些遊戲是一種娛樂性遊戲,有些是輸贏性質的,有些則是一些技巧性的遊戲,但是沒有一種遊戲會具有典型遊戲的所有特徵。也由於這個原因,在使用遊戲一詞時也存在著「模糊邊界」。一個活動應該有多少種遊戲的特徵才能被稱作遊戲?我們沒有辦法建立一個適用於所有時間、所有場合的模式,所以很難準確地定義遊戲,表述其「本質」,說明它「事實上是」什麼。

(ⅳ)含義與應用還有一些詞看起來更加神秘,例如時間。奧古斯丁說:「什麼是時間?如果沒人問我,我知道;但是如果有人問我,我就不知道了。」同上書,42。我們都知道「時間」是什麼。當有人問我們時間,或者告訴我們考試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或者要我們準時準備好,我們知道時間是什麼意思。但是如果有人問我們「什麼是時間?」,如果有人問我們時間的「本質」或定義,我們就會聳聳肩。因此,我們實際上處在一種矛盾的狀態中,我們認為我們理解了某一詞語,但是卻不能夠說出它意味著什麼。維特根斯坦對這個謎一樣的問題給出的解釋是:理解一個詞是看你能否使用它,而不是能否定義它。有許多詞當我們想到它時,我們完全能夠理解它,但是我們卻不能夠定義它,對於孩子來說,這一點尤其適用。當孩子學習說話時,定義發揮的作用非常小。「定義名詞」是大部分孩子並不去學習的一個過程,只有在數年之後,他們上學以後才會這麼做。我們早期的語言學習過程並不那麼正式,我們尋求模仿我們父母和其他人的用法。這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我們的模仿有時成功多一些,有時成功少一些。在使用名詞時,永遠不會絕對的準確。的確有時候「示例型定義」發揮著某種作用,一個小孩在他母親指著椅子,並且說出這個詞時,學習了椅子一詞,這個過程似乎能夠帶來更高的準確性。但是真的是這樣嗎?在上例「示例型定義」過程中,所處的室內充滿了導致錯誤和誤解。即便假定孩子基本上理解了手勢的含義,他怎樣能夠知道父母手勢所定義的椅子是指整個的物體,而不是指它的顏色或形狀呢?他怎麼能夠知道父母是把椅子這個詞作為一個一般性名詞,用來指所有這樣的東西,而不是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特指他所指的那一個特別的東西呢?指示物體的手勢太過模糊,沒法做出這種區分。孩子肯定僅僅是盡其所能,通過試錯,最終才找出這個詞的含義,加入到自己的語言中。他最終學會這個詞,不是通過手勢,而是通過各種既賦予詞意義,又賦予手勢意義的行為。含義就是應用,就是對詞的應用;當孩子學習詞的用法時,他就在學習詞的含義,不管他是否能夠對這個詞下一個定義。

「應用」很難用詞語來描述,即便是能夠用詞語來描述,用來描述的這些詞本身也必須通過應用才能認識。這也正是語言具有模糊性的另一個原因:很難說清楚某個名詞是什麼意思,因為確定含義主要是對名詞進行應用的結果,而不是定義的結果。

我堅定地擁護著神學的清晰性,而清晰性卻經常要求我們去定義名詞。但是現在我必須提出一個表面上相反的觀點:要求定義並不總是合理的。有時候有人會認為除非我能夠定義某個名詞,否則的話我就不能真正的理解或使用它,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在大部分場合,學習使用一個詞語要先於我們對它定義的能力。我們都知道如何使用「時間」一詞,但是我們很少有人,有可能根本沒有人,能夠充分的定義這個概念。這也正是神學語言中常遇到的情況。比如說體、位、永生、永恆之父、聖約都是很難定義,或者根本不可能定義的,在使用它們去定義其他名詞時,這些名詞顯得「缺乏邏輯」,並且自身都無法被定義。

(ⅴ)語言變化:模糊性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語言經常在變化。定義經常顯得不夠貼切,因為它們不能反映出當前語言的狀態,或者不能反映表述者實際想表達的用法。

(ⅵ)抽象:抽象名詞是模糊性的另一個原因。一方面,它們指示普遍的事物或屬性,某種程度上沒有能夠涉及事物的特殊屬性。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在反抽象主義中所看到的那樣,所有語言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抽象的,即便是有一種完全具體的語言,這種語言完全沒有抽象的成分,那麼這種語言也是不能夠被人們所明白的,所以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這樣的語言也一定是模糊的正如我前邊所討論的,一種「完全具體」的語言會是試圖窮盡每個真理與其主體相關性的語言。只有神才能夠用這種語言說話。。

(ⅶ)意圖模糊:更進一步說語言在意圖上是模糊的。看一下維特根斯坦的另一個例子:一個攝影師對他的模特說:「就站在那兒。」他準確地表達了他的意思,並不能因為他的命令沒有表達為「就站在離牆2.8976 英尺的地方」,就說他的指示很不清楚,攝影師並不在意那麼準確。如果你問我的年齡,如果我的回答具體到幾分幾秒(大部分情況下),我是處在一種無聊的狀態,交流也因此無法繼續了。所以在大部分情況下我會有意迴避那樣一種準確。我們習慣性地使用概數、比喻或其他一些模糊表述來作為語言交流上的捷徑。

B.經文中的模糊性

很顯然在經文中神所說的也難以避免模糊性。和其他所有語言一樣,經文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模糊的。模糊在這裡不應該當作批評的理由,只應該被看作準確的反面。面對這種情況福音派會站出來強調儘管聖經是真實的,儘管它所表達的就是神想通過它來說的,但聖經並不是「絕對精確」的,它裡麵包含了概數、不準確的引述、年代不詳的敘述等等,經文還包括了我們在一般語言中所見到的其他類型的模糊性。難道這意味著聖經中存在著錯誤嗎?不!福音派堅持認為,聖經確實就像它所宣稱的那樣告訴了我們真理,儘管按照準確的現代科學標準或按照歷史編史它並不一定就是這樣。但是為什麼神會允許在他明確無誤的聖言裡出現模糊性呢?因為模糊對於交流來說通常既是必須的又是合適的(見上,A,ⅵ),而在聖經中神的目的就是交流,而不是為了用儘可能準確的語言表述真理。

C.術語

神學家傳統上一直在尋求通過使用術語來使模糊性最小化。術語要麼是為了理論分析而專門設計出來的,要麼是借用日常語言中的名詞,賦予它不同於日常用法的定義(同樣也是為了理論之用)。所以神學家就賦予了如靈感(默示)、實質(體)、人(位格)、奇蹟(神蹟)、聖約(聖約)、召喚(恩召)、再生(重生)、信仰(信心)和辯護(稱義)等名詞以術語的含義。關於這類名詞,有必要指出以下幾點。

(ⅰ)這其中有些術語(如體和位格)具有聖經以外的來源。不過,這一事實並不表明它們違背了聖經。聖經中並沒有明確地說神是三位一體,但它清楚地教導說神一方面是一,而另一方面是三。體和位格只不過是為了便於討論這些「方面」,而從我們的哲學傳統中抽取來的兩個術語。正如我經常所說的,為了應用聖經解決人類的問題,我們必須用到聖經之外的知識,此例也正是這樣。人們有時會反對在神學中使用本來在非基督教思想中已經有了明確用法的術語。不過,依我的看法,有些反對意見是沒有根據的。(A)這種反對意見沒有能夠理解使用非基督徒能夠理解的術語的重要性。(B)這種反對意見似乎預示著內容的交流是在字詞的層面上,而並不在句子的層面上(見第6 章,C)。實際情況正相反,關鍵的不是用了什麼樣的詞語,而是用這樣的詞語想表達什麼。(C)取自非基督教哲學的詞語可以重新定義,並用來表達聖經的內容。我不明白在三位一體的討論中使用「體」和「位」如何會產生聖經信息的扭曲,儘管有時人們聲稱會這樣。(D)如果我們禁止使用具有明顯非基督教來歷的名詞,那麼很少能有我們能夠使用的名詞。即便是聖經術語,也一直被異教徒和不信神者所使用。

(ⅱ)上面所列舉的大部分名詞,都是已經給予了特殊定義的聖經術語。應該指出在這些情況中,專門的神學定義從來都與聖經的用法不能等同,因為(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那樣)聖經的用法一般不是為了追求專業的精確。聖經的語言「充滿了」言外之意和微妙的差別,但當聖經的術語以一種技術性的方式被定義出來時,雖然獲得了更高的準確性,但是聖經語言那些寶貴的特質將會被犧牲掉。有時候聖經的語言在不同的段落中和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而當我們給這些語言做出專門限定後,它在不同語境中的差別就消失了。

(ⅲ)這些情況並不是在暗示說專業定義永遠是錯的。把「重生」定義為靈性生活的全新開始,這種專業定義或許與新約中每一處「重生」一詞的用法都不相符,但是依據聖經的觀點確實存在著這種開始,並且這種開始是從神主權的恩典而來,這是很重要的。需要有術語來述說這種開始,相比較而言,很難發現有比「重生」一詞這更貼切的術語了。

(ⅳ)不過我們應該警惕,免得我們把聖經作者對於原語言的使用和同樣的聖經術語的專業神學定義相混淆。認為無論在聖經哪裡出現聖約二字,《西敏信仰告白》關於「恩典之約」的定義就可以得到解釋,這種假設是錯誤的;認為無論在哪裡看到聖經提到某人「有信心」,就意味著他可以得救,或者講到某人「蒙恩召」,那麼有效呼召的含義就可以得到解釋,這種假設當然也是錯誤的。

(ⅴ)很顯然當我們採用一個專業術語的定義時,我們沒有理由聲稱我們發現了比原來只是模糊表達的聖經用語更為「正確」,或更為「深層」的含義。專業神學並不表明它比聖經正典本身更深入或更權威。相反,專業神學總是為了把聖經的觀點更生動地傳達給讀者而犧牲聖經的一些含義。這種犧牲並不是錯的,在教學中我們必須犧牲一些內容,因為我們不能同時講出所有的東西。我們永遠也不應該因此而推斷說神學體系教給我們的東西要比經文本身多。神學是聖經的應用,而不是發現一些新的道理。

(ⅵ)我們也沒有任何權利說在神學中只有一套特有的專業術語和定義可供使用。與在人類生活的其他領域一樣,在神學中總有很多種切蛋糕的方法。某位神學家或許會認為信心即順服,並且指出真正的順服包括整個人的委身;另一位神學家或許會把信心定義為信任,並且隨後指出理性的順服是信任的必要方面。在這裡信心有兩個不同的定義,但是在兩種定義所產生的兩種信仰觀點之間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見我在神學定義第一部分的討論。不存在一個「正確的」定義,但是有些事情還是有必要進行闡述的。)然而,但是通常的情況是,由於兩位神學家切割蛋糕的方式不同,他們之間就會產生誤解,甚至會產生敵意。在這種情況下,善意地提出意見,並謹慎地分析是很有必要的。224 我認為在教會史上有許多重要的神學爭論都出於誤解:墮落前預定論與墮落後預定論之爭,普遍恩典之爭,創世論與靈魂遺傳論之爭,莫不如此。這種語言上的混亂同樣影響了其他不只在語言上有分歧的爭論意見的交流,如:關於神的不可知性之爭,行為和稱義關係的爭論,先知預言與方言持續性的爭論,引導說與神治論之爭。關於墮落前預定論與墮落後預定論,見《救恩計畫》華腓德 (B. B. Warfield, The Plan of Salvation ) (Grand Rapids:Wm. B. Eerdmans Pub.Co.,1942) 和我在本書第8 章中的討論。關於普遍恩典,見C. Van Til, Common Grace and the Gospel (Nutley,N.j.: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Co.,1972). 關於方言與預言的持續性,見 Richard B.Gaffin, Perspectives on Pentecost ( Phillipsburg, N.J.: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Co.,1979)是一個有益的來源。關於其他一些爭論,見像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Grand Rapids:Wm. B. Eerdmans Pub.Co., 1952 ) 和約翰.慕理 (John Murray), Collected Writings (Edinburgh: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7 )(尤其是卷1)都是經典的系統神學著作。

(ⅶ)有時候專業術語的定義事實上會誤導我們,如霍奇把神蹟定義為「神的臨時的作為」,休謨把它定義為「對自然律的違背」。儘管兩種定義都沒有聖經的出處,但這卻並不應該成為反對它們的理由。有人或許會採納這些定義,然後會辯稱如此定義的神蹟,按照聖經的觀點,到現在還沒有發生過!(但是有人就會再找一個不同於神蹟的名詞來翻譯聖經中的相關名詞如dunamis, semeion, teras.)但是當神蹟以那種方式被定義,聖經文本的解釋也會受這種定義的影響,而傾向於那樣去理解神蹟時(或者當像休謨這樣的人用他的定義來反對聖經的教義時),那麼就該拒絕這種專業的定義。

(ⅷ)這種問題的一種特別危險的表現就是現代自由神學,在這種神學理論中,關於神的特徵與行為的教義經常脫離原文的語境而被曲解,並且經常被剝奪了其所有的聖經特性,變成了一種形而上學的原則。(A)比如在自由神學中,聖經中耶穌之愛的描述被一個短語,技術性地呈現為「成全他人的人」,然後在此基礎上成為重建整個聖經教義的一種方法:神並不求對自己的讚美,沒有永恆性,等等。(B)在巴特神學中,神主權的觀念變成了「神的自由」這個專業概念,這意味著神可以撤回他的聖言,變成他的對立面等等。(C)在自由神學中,救贖的觀念變成了術語「自由的意志」,它反過來被等同於各種社會自由和經濟自由,甚至會變成反聖經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D)在蒂裡希的教導中,神的聖名耶和華(譯者注:見出3:14,神的名,I AM THAT I AM,中文譯為「自有永有」)被援引來證明神就是「存在的本體」,以這種方式來支持蒂裡希的泛神論論調。

(ⅸ)我提到存在著把一個名詞的術語意義與它的聖經意義相混淆的危險。事實上同樣存在著把這種專業定義與「日常語言用法」(不管這種用法是在聖經之中還是在聖經之外)混淆的危險——這種錯誤在杜伊維爾德哲學學派中經常可以發現。見溥偉恩 (Vern S. Poythress) 的Philosophy, Science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Nutley, N. J.: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Co.,1976) 溥偉恩認為杜伊維爾德思想的說服力依賴於它有系統地對某些名詞日常的用法與他們所使用的專業定義相混淆。我也曾經指出當杜伊維爾德的追隨者批評其他學派的人時,他們有時會假定(完全不講道理地)其對手是在杜伊維爾德專業意義上使用這些名詞!見我的「合理性與聖經」一文,載於Hendrick Hart, Johan van der Hoeven, 和 Nicholas Wolterstorff 所編的Rationality in the Calvinian Tradition (Lanham, 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3) 一書中,見該書315 n.55。

(x)儘管術語的使用旨在提高準確性,但是它們自身卻難免模糊性,這一點可以從上述A的一般觀察中看出。有時術語事實上同樣可能增加模糊性,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比如當隱喻性的名詞被用做專業術語時,情況就是這樣。見John Frame, The Amsterdam Philosophy:A Preliminary Critique (Phillipsburg, N.J.:Harmony Press,1972),12f.,16f.,23;又見D,下。

(xi)如果經文本身就有意包含一些模糊性,那我們就必須意識到,想從神學中去除模糊性是很困難的。我們並不是要去降低聖經本身準確性的程度,但是(這種觀點在傳統神學圈裡應該更受歡迎)我們也不想比聖經更準確。我擔心有時神學家忙於去追求神學最大限度的準確性,卻違背了聖經自身的目的。所以他們製造出的術語遠超出實際的需要,這種情況在許多論述「預旨次序」和三元論之類的著作中經常發生。

(xii)同樣,我們不應該為了最大限度準確性的目的,而強加給教牧人員一種統一的信條。我們經常禁不住會認為只要認信形式足夠準確,教會中的異端就可以被避免。因此在某些圈子裡存在著一種願望,希望能夠要求教牧人員(有時甚至要求其成員)在教會的宣認中對每一項信仰主張表示認同。畢竟,人們或許會問226,如果缺乏約束性的話,還有什麼值得去承認的呢?但是這種「約束性」的認同也有其自身的問題。如果在宣認中反對任何主張都會降低持異議者在教會中的地位,那麼宣認就變得不可更改,難以修正,因此出於實用目的,宣認就成了一種規範,隨之而來,聖經的權威就受到了威脅,也就得不到保護。

因此在教會中經常採用鬆散的認信形式,而不採用上述方式。所以總存在一種壓力,希望能夠讓教會中的信心表達更準確一些。當教牧人員認可某人的認信「從屬於聖經所教導的教義體系」時,有時就會有一種準確界定「教義體系」的要求。哪些屬於教義體系,哪些不屬於教義體系?似乎在我們能夠把認信作為約束的工具時,我們就應該知道這一點。但是同樣的,如果教會採納構成這些體系的一系列教義,如果這一系列教義成為信仰是否正統的檢驗標準,那麼這些教義也就變成了不可更改的,難以修正的,因而也就成了規範性的,於是就不可能挑戰基於聖言的那些教義。因此原本是尋求更準確的認信形式的努力,事實上卻頗具諷刺意味地削弱了聖經在教會中的權威。

事實上只有聖經,而不是某種「準確的」神學形式,才能作為我們的標準。出於神的原因,聖經常是模糊的。因此在神學、教義或認信中都不可能避開模糊性,我們不可能把聖經拋在一邊,而把這些東西當作是我們最終的標準。神學不能妄圖提升聖經的準確性,它唯一的任務就是應用聖經的教導,就讓我們滿足於這個適於神學的使命吧,這是它的榮耀。

D.比喻、類推和模型

聖經和神學中模糊性的另一個來源是它們經常使用比喻型語言。在第一部分我提出神一切的語言對於我們並不都是比喻型的,不過大部分的聖經語言都是這種類型,這種語言是傳達真理的一個有效方式,對此我也不否認,因此神學使用同樣的語言也是完全合理的。

的確在神學中有時比喻會成為我們的關鍵,扮演著非常核心的角色。即便是來自聖經之外的比喻也經常顯得非常重要。比如我們可以設想亞當和基督對於人類所起的「聯邦首領地位」的作用。在聖經中亞當和人類之間的關係(同樣的,基督和其子民之間的關係)是很難解釋的,這種關係是獨一無二的:唯一可以與亞當「聯邦首領」地位相當的關係是選民與基督的關係,但二者之間還是存在差別的(羅馬書5:12ff.)。因而神學家一直費盡心機地想找到某種途徑來描述這種情況。亞當是否是一種人類的柏拉圖形式,因此人類在總體上可以說在他裡面都犯了罪嗎?是否亞當只不過是我們每個人罪性的象徵?有充足的理由說因為我們在生物學意義上「在他的腰間」,所以我們都對亞當的原罪負有罪責嗎?上述各種表述似乎都不能完全滿足改革宗傳統,但是在這裡比喻卻能夠幫上忙。新教神學家一直建議我們要把亞當看作是我們的「代表」,不過這種建議有很多危險,尤其是在今天,這種危險就更大,想一想我們現在是怎樣使用「代表」這個詞的。在今天把亞當稱做是我們的代表或許就意味著他是通過秘密投票選舉出來的,如果我們不贊成他的行為,那我們就有權利把他從這個位置上趕走!而且想一想今天的政治代議制,比如說,議員委託人不會因為議員的原罪而有負罪感。所以「代表」這一觀念一定要經過修飾、限定、更改以適應聖經的教導。我們一定要弄清楚亞當是怎樣與我們的議員不一樣的。一旦我們完成了限定之後,這種說明本身甚至似乎看起來並不像是有成果的,但是類似的練習還是很有幫助。比喻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把討論結構化的方法,這種方法把聖經中關於這一關係的各種奇異的描述收集在一起,並通過讀者熟悉的比較或對比方法把它們相互聯繫起來。

這種比喻,即由神學教義為中心構成的「主比喻」,或許可以稱做是一種「神學模型」。這種模型還有另外許多例子,如在三位一體教義中使用體和位格(一種源於哲學的模型),在描述得救時使用贖回(一種經濟學模型)。(在聖經中得救一詞是用多種模型進行描述的:啟示、教誨、拯救、新造、重生、神形象的恢復、洗淨、成為聖潔、渴慕、和好、犧牲、安撫、得勝、復活、稱義、得兒子的名分、成聖、得榮,甚至是分享神的本性[彼後1:4——要記住,這僅僅是一個比喻!]。)總的說來,這些模型都從視角上是相互關聯的。

比喻就是以這種,或其他別的方式有助於神學的。一般來說神學沒有理由更偏向於使用字面語言而不使用形象語言,也沒有理由假定每一個比喻都必須能夠用學術詞彙逐字加以解釋,聖經就沒有那麼做。事實上,形象語言經常要比字面語言能表述出更多的內容,也說得更加清楚。想一想詩篇23: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們可以用更為字面意思的神學術語來解釋這節經文:神是我一生的道路和救贖的主宰。但是這真的比詩篇23:1 說得更清楚嗎?它在某一方面改進了詩篇23:1 嗎?對每個人來說它都是這樣嗎?我懷疑這一點。有時我們的確需要語言的字面含義來澄清比喻的意義,但是有時把這種解釋反過來也是正確的。對許多人來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這句話更有助於澄清抽象的預定和救贖概念。不過,在神學中使用比喻也存在著一些危險。看看下面幾個例子。

(1)使用比喻在某些場合中或許有用,而在另外一些場合或許就會誤導他人。想一想J. M.施皮爾的觀點「律法是神和宇宙之間的邊界」。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Philosophy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Co.,1954), 32. 「邊界」一詞是一個很好的比喻,表達了神的律法的權威,神的律法就像一個邊界,我們不能夠「越界」或「侵入」禁地。然而它並不是描述宇宙形而上學結構的一個好方法,尤其是在描述造物主與被創造者之間的關係時。在這種場合中,術語「邊界」帶來了一個問題,即是否律法是一種造物主和被創造者之間真實的媒介,它既不完全是神聖的,也不完全是被創造出來的。(正是這種想法支撐了古代的諾斯底主義和阿里烏主義等異教)還會出現一個問題:神是否外在於律法的,是否在所有律法之外,他專斷地行動或做出決定。我的結論是,最好不要用這種特別的比喻,除非它的目的和指示都能被明確地限定在一些特別的場合中。

(2)另一方面,我們曾經說過在神學中比喻是很有用的,它們並不總是需要被「解釋」,就是說並不總是需要用更為字面意思的語言來加以說明。但是在另一方面,一定不要讓比喻去做不適合它們做的事情。神學家和宗教哲學家經常在一些更需要字面語言的場合中使用比喻。再看施皮爾,在界定前理論與理論思想之間的關係時說,「在科學中,我們讓自己與我們所觀察的對象保持距離。」同上書,2。就同一問題杜伊維爾德則說,科學試圖「抓住」其對象,它反過來又給對方「提供了一種反抗的力量」。H. Dooyeweerd, In the Twilight of Western Thought (Nutley,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 Co., 1968), 8, 126. 神學思想視事物是「分離的」,同上書,11。而樸素的經驗卻把事物看成是「一致地聯繫在一起的」。同上書,12,cf.16。在樸素的經驗中,「我們的邏輯功能完全隱沒在事物的不同方面在時間中相互聯繫的連續性之中。」同上書,13。這種「隱沒」甚至是一種「嵌入」。同上書,14。樸素的經驗把主體、客體「區別開來」,但是理論性的思想則「反對」之,並徹底打破了樸素的心智所感受到的那種「不可分離一致性」的經驗。同上書,17。的確杜伊維爾德和施皮爾對樸素經驗和理論思想之間的關係作出了更多的技術性描述,但是這些技術性描述總是在用這樣一些比喻來做解釋:距離、把握、反抗、連續、一致、結合、隱沒、嵌入、反對、不可分離——當把這些詞彙用在這種認識論的背景中時,它們都是形象化的。我的問題不是說杜伊維爾德和施皮爾使用了比喻,甚至也不是說他們沒有能夠對這些比喻進行解釋。我的問題是,他們使用這些比喻去做了一些本來只適合用字面意思的術語去做的工作。他們在兩種經驗之間做了技術性的認識論區分,以他們的觀點,這種區分必須有精確地關聯,並且相互之間永不混淆。的確這種區分對於他們的認識論來說應該是一個基本的工作,但是由於他們使用未加解釋的比喻,所以也就違背了他們的信條。不過他們在使用這種區分時,似乎認為他們已經成功地做到了清晰地定義,他們嚴厲指責其他的思想家,認為他們混淆了兩者。但是如果施皮爾和杜伊維爾德自己就沒有能夠做出準確的區分,他們怎麼能夠要求別的思想家做出清楚的區分呢?有一個原則需要把握,一方面我們確實應該使用比喻,但另一方面我們不應該期望使用